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陜北榆林地區公元前3千紀至2千紀生業及環境的多學科研究”首席專家、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

在我國陜北榆林、寧夏、內蒙古等地區，牛羊肉食品、羊毛衫和毛毯等以其特色品質而遠近聞名。這些分布在農牧交錯帶的特色飲食和生活用品都離不開食草動物牛和羊。和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牛和羊什么時候出現在這一地區并成為我們的美食？最早的牛羊是中國人馴化的嗎？如果不是，它們又來自哪里？怎么來的？什么時候來的？

陜北榆林地區是我國典型的農牧交錯帶，農牧交錯帶的氣候和植被特點為牛羊的大量養殖提供了可靠前提。近十幾年來，隨著陜北榆林地區輸油管線、高速公路、水庫等基本建設的開展和文明探源等研究課題的深入，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隊聯合發掘了30多處新石器遺址，初步建立了榆林地區距今5-4千年基本完整的文化發展序列。從仰韶晚期的尖底瓶系統（距今5000-4500年）到龍山時代前期（廟二文化）的斝系統（距今4500-4300年）再到龍山時代后期的鬲系統（距今4300-3800年），每個時期根據陶器的演化可進一步劃分為早晚兩段或早中晚三段。每個遺址全面收集人骨、動植物資料，為科學研究該地區生業的連續變化提供了第一手原始基礎材料。

我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的分布與特點

我國農、牧分界大體以年降水量400毫米的等值線為界，以東、以南為種植業為主的農區，以西、以北為畜牧業為主的牧區。兩個區域之間存在一條沿東北西南向展布、空間上農牧并存、時間上農牧交替的農牧交錯帶，其范圍北起大興安嶺西麓的呼倫貝爾，向西南延伸，經內蒙古東南、冀北、晉北直到鄂爾多斯和陜北榆林地區。

我國農牧交錯帶為半干旱生態過渡帶，處于東亞季風區邊緣，生態環境脆弱，干濕波動明顯，界限波動頻繁。陜北榆林地區地處中國半月形地帶的農牧交錯帶，西北邊是歐亞大草原牧區，東南邊是農耕區，屬氣候環境和生業變化的敏感地帶。

我們通過公元前3千紀榆林地區多處考古遺址中動物骨骼屬種、每種動物數量和百分比等的變化來恢復該地區各個時期先民的生業特點。

我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的形成

農牧交錯帶伴隨著農業和牧業的出現而形成。在我國，北方粟黍農業經濟的形成遠遠早于牧業，大約起源于一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伴隨著食草動物牛羊馬的出現而產生了畜牧業。

每當全球或一定地區出現環境波動時，氣溫、降水等要素的改變首先發生在自然帶的邊緣，這些要素又會引起植被、動物種類及土壤等發生相應變化，進而影響人類的生產和生業方式的轉變。人類和環境的關系是相互的，相對優越的氣候背景為人類活動提供舞臺，但是，大規模的人類活動也會對環境產生影響。原始社會生產力低下，人類會最大化地利用大自然提供的各種天然資源進行生計。氣候溫暖雨量充沛時，適宜農作物的種植和家豬的飼養，當氣候變干冷時，主要利用天然草料以放牧為主進行家畜牛羊馬的飼養。

通過從早期到晚期一系列遺址的動物考古學研究，我們發現仰韶晚期的靖邊五莊果墚一、二期和橫山大古界、楊界沙三個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以野生為主，分別達到66%、90%和56%，主要是草兔、狍、環頸雉等，家養動物比例一般少于40%，主要是豬，其次為狗，沒有可以確認的綿羊和黃牛。豬狗的食物主要來自與粟黍農業生產有關的食物如谷糠和剩余谷物等。到龍山前期的橫山賈大峁和靖邊廟梁二期，黃牛和綿羊開始出現，但數量較少，畜牧經濟的雛形開始形成，當時的生業仍然是以農業為主，畜牧、狩獵和采集為輔的多種生業模式。到龍山晚期和夏代早期的神木石峁、木柱柱梁和榆林火石梁遺址時期，動物骨骼數量較多，家畜的數量一般達到80%以上，但主要以家養動物羊（包括綿羊和山羊）、牛、豬為主，與仰韶晚期以豬狗為主相比發生了明顯變化，其中羊和牛占總數量的60％以上，此時的家養動物與仰韶晚期相比，新增加了綿羊、山羊和黃牛，與龍山前期相比，新增加了山羊，而且羊的比例相當高，說明畜牧經濟占據了主要地位。通過從早期到晚期主要動物屬種及每種動物百分比的變化，可以看出龍山時代畜牧經濟的比例在逐步上升，農業經濟相對減弱，在一個此消彼長的動態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農牧交錯帶。畜牧經濟從龍山前期的萌芽階段逐步發展到龍山晚期的成熟階段。

從目前已發表和正在整理的陜北榆林地區距今5000-4000年動物考古資料來看，龍山前期的橫山賈大峁和靖邊廟梁二期遺址出土的黃牛和綿羊骨骼應該是目前我國發現最早和數量較多的，標志著該地區草原畜牧經濟初露端倪。現今我國半月形農牧交錯帶的生產特點也許可以追溯到距今4500-4300年左右龍山時代的前期。木柱柱梁和石峁遺址出土的山羊是目前有測年數據最早的山羊，距今4000年左右。新的畜牧業經濟如綿羊、山羊和黃牛的大量出現和飼養，為神木石峁文化超大型聚落的快速發展和強大及人類文明化進程奠定了深厚的物質和經濟基礎。

牛羊的傳播及我國牧業的發展

從目前的DNA研究來看，羊和黃牛都不是最早在我國馴化的，它們的起源和傳播過程有相似也有不同。二者都是距今10000年左右最早起源于西亞地區，并于距今4500年左右傳入中國，但傳播路線可能略有不同。自在西亞地區被馴化后，羊開始經歐亞草原向東傳播，到達蒙古高原地區，然后分叉，一部分沿若水（黑河）向南傳播到達河西走廊，一部分繼續向東傳播到達中國的河套地區，隨后出現一個90度的轉折，開始由北向南，經南北向河谷通道向南傳播到中原地區。這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在距今4500年前后黃河中下游地區同時出現早期綿羊和黃牛遺存的現象。從陜北榆林地區的發現來看，該地區的綿羊和黃牛出現的時間似乎要早于河西走廊地區，或與河西走廊相同。然而，黃牛有兩個獨立的起源中心，傳入中國的路線可能有兩條，一條與綿羊的傳播路線基本一致，另外一條從南亞地區東傳，經印度河流域進入中國云南地區，然后北向傳播至黃河流域和中國其他地區。

新的生產要素傳播到一個地區是否被接受和發展，取決于當地的氣候條件和植被。陜北榆林地區由于氣候干燥少雨、氣溫偏低，從新石器時代以來，始終以種植適應干旱的粟、黍、藜麥等雜糧為主。植物考古研究表明，龍山晚期植被中的冷蒿、草木樨、胡枝子等優質草料為牛羊畜牧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質保證。

陜北榆林龍山文化時期，優質的草料使先民很好地接受了從西邊傳入的綿羊、山羊和黃牛，并很快發展成為在當地的生業中占據主導性地位的畜牧經濟，對后來榆林及周邊地區經濟、社會和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直到今天，這個地區仍然是以半農半牧經濟為主，且畜牧業已成為支柱產業，促進了當地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