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商周金文字詞集注與釋譯”首席專家、西南大學教授

商周金文作為出土文獻的重要類別之一，涉及分封、冊命、祭祀、經濟、戰爭、邦交、古國、禮制、地理、交通、歷法、刑罰、世系等諸方面的內容，對推進商周古史研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地不愛寶，據不完全統計，21世紀以來又新出商周金文五千余件，其中許多內容均為首次所見，對進一步深化商周古史研究、探尋商周社會面貌等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近出金文與商周禮制

傳世古書關于先秦禮制的記載主要集中于三禮，然三禮的成書年代已晚至戰國秦漢時期，其對前代禮俗的描述難免有不實之處，因此顧頡剛先生曾發出“從金文、《詩》、《書》……中歸納出真周禮”的呼吁。事實上，金文中不乏種種禮儀的實錄，近出金文涉及禮制的內容頗為可觀。

孔子周因于殷禮損益論指明了殷周禮制間的繼承與創新關系。2007年刊布的應公鼎記述應公鑄鼎祭祀珷帝日丁，珷帝即周武王，日丁即其日名，這是首次在出土文獻中發現武王的日名。而日名制本是商人的習俗，還曾作為一項區分商周族群的重要標準，應公鼎的發現證明周人確曾沿用殷俗，周因于殷禮并非妄言。《儀禮·聘禮》記錄有聘禮的諸多禮儀環節，2010年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霸伯盂記錄了周王使者至霸國行聘的經過，這是目前金文所見最為詳細的西周聘禮史料。兩種文獻相互參證可知，《儀禮》所載的主賓間聘享、私覿、歸饔餼、饗賓、還玉、郊勞諸項聘禮環節及次序，均是信而有征的。2014年周公廟遺址出土的昔雞簋、卣等銅器透露昔雞本人曾作為周王朝的使者，奉命去韓國迎接艿姞，而此艿姞則是即將嫁入周王室的女子。據《左傳》等記載，諸侯娶婦需派使卿出境迎迓，而卿大夫以下娶婦則要親迎。昔雞至韓地為周王迎婦，說明周王室娶婦同樣需要遣派卿大夫一級的使者前往途中迎接，與諸侯迎親的禮節近似，這為我們了解周王室婚姻禮儀提供了新的認識。

除禮制沿革、賓禮、嘉禮等內容之外，吉禮、兇禮、軍禮在近出金文中同樣有諸多體現。2008年前后見于著錄的西周衛簋諸器言使用“馨香”“芬芳馨香”祭祀百神以求百福，正合于《禮記·郊特牲》所言“周人尚臭”的祭祀觀念。2011年發掘的隨州義地崗曾公子去疾墓出土“葬甗”“葬?”兩件銅器，以“葬”自名表明其是專為逝者鑄造的隨葬品；新著錄的周晉盤、盉，則揭露了居喪期間不沐浴自身的禮俗，這些內容均是當時喪葬禮制的真實反映。2003年發現的四十二年逑鼎記載了軍功典禮所舉行的地點、參與者、賞賜物品、儀式程序以及周王訓勉言辭等軍禮相關內容，則恰可與文獻互證。

近出金文與商周古國

近出金文為商周古國研究提供了諸多新的認知，如棗莊小邾國墓地、黎城楷國墓地、翼城大河口霸國墓地、隨州葉家山和文峰塔曾國墓地等出土的列國金文令人目不暇接，揭示出了諸多古國史實。棗莊小邾國、蚌埠鐘離國、黎城楷國等銅器的出土，直接印證了古書記載諸國的地望信息，尤為重要的是近出金文還糾正了過去的一些不當認識，解決了相關分歧。西周鄂國見于禹鼎而為人熟知，但是鄂的地望過去常被定在湖北鄂城，直到2007年隨州羊子山墓地發掘出了多件鄂侯銅器，學界才一致認識到西周鄂國應在隨州。巧合的是，2012年南陽夏響鋪東周墓葬又發現有鄂侯、鄂姜銅器，表明東周時期尚有一鄂國在南陽。而這兩處鄂國之間的關系，也尤其值得關注。曾隨之謎是學界爭論多年的難題，兩國地望也有歧見，2009年隨州文峰塔出土的曾侯與鐘（A組）明確暗示了曾隨一國的史實，并明言曾人始祖建都于汭土，得益于此，曾（隨）始封地望的疑問也迎刃而解。

傳世文獻所載的古國世系主要集中在部分大國，數目繁多的小國世系則往往于史無徵。金文常有器主自報家門或追憶先祖等內容，正可為古國世系研究提供重要補充。曾侯與鐘（A組）開篇數語即言其祖先為南宮括，且近出金文中還發現有曾侯諫、曾侯犺以及多位曾子、曾孫，加之過去已知的曾侯與、曾侯乙、曾侯丙等數位曾君，相關資料足以復原出部分曾國世系。應國的始封曾有武王之子或之弟的爭議，應公鼎表明其所祭祀的先祖為“珷帝日丁”，可證應國始封當是武王之子無疑。而據近出鐘離國銅器，還可還原出其國敖厥于——鐘離公柏——季子康間的親緣關系，填補了文獻之缺。

姓、氏本不同，先秦古姓大概只有30個左右，不少古國族姓在傳世典籍中付之闕如。近出金文所見通婚、世系、女性稱名等內容，均透露出古國族姓信息，對相關研究起到重要幫助。曾侯與鐘（B組）銘文器主自稱為后稷苗裔，可見其與周人同宗，當屬姬姓，排除了以往的分歧。2016年刊布的棗陽郭家廟曹門灣所出銅匜載胡（舊釋為“夨”）叔為其女“孟姬元女”作陪嫁之器，胡叔之女以“姬”為姓，解決了胡國族姓的難題。在此基礎上依據同姓不婚的原則，還可推論與胡有過聯姻關系的散國當非姬姓，為后續散國族姓研究提供了寶貴線索。

近出金文與商周法律經濟

近出金文中有不少事關法律、經濟方面的內容，展現了先秦社會生活的多個場景。大河口墓地出土的氣盉與盤記載了霸國內部霸姬與氣二人之間的一場訴訟，盤銘載有原告霸姬的訴詞，已故君主穆公的判詞以及被告人氣的誓詞，值得注意的是氣的命誓、有誓、報誓、則誓、增誓、報誓、則誓幾個環節。雖然以往的金文中已發現有與命誓相關的內容，但如此復雜的起誓過程卻是首見。另外，誓詞所敘述的刑罰有鞭刑、罰金、出棄流放多種，且第一次誓、報誓與其后的增誓、報誓所言的懲戒內容并不相同，這是研究先秦時期訴訟程序、命誓制度以及刑罰的極好案例。

2011年刊布的魯叔四器記載了魯侯命令叔自外地來魯國建造王宮，并教誨魯人，叔因宮室建造良好受到夸獎和賞賜，展現了西周時期手工業工匠的社會地位以及魯國手工業生產的具體狀況。2002年刊布的士山盤記載了周王命士山前往南土荊、鄀諸方國征繳貢賦，展現了西周職貢制度以及周王朝與諸侯國間的經濟關系。而2000年刊布的亢鼎中有關玉琮買賣的記載，則是難得的西周貿易資料。此外，近出金文中所見的不少賞賜物品，如季姬尊中的甸臣、田、馬、牛、羊、禾，胡應姬鼎中的布，霸伯簋中的糧，衍簋中的田等，對于研究周代土地制度、農業生產等社會經濟狀況也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以上所揭僅為冰山一角，近出金文中還有許多其他重要的古史資料，如豳公盨的發現直接證明了大禹治水的傳說在西周中期即已存在，其銘文所述德治觀念為先秦思想史研究提供重要參考。逑盤詳述自文王、武王直至厲王的完整周王世系，前所未見。蔿夫人囂鼎與蔿子受銅器中的“涒灘”“荒落”，是目前出土文獻所見最早的太歲紀年實例。新刊布的宗人諸器所載的大宗為小宗鑄造祭器，還有宴饗之時宗主命宗人跳舞諸事，則是宗法制社會中宗族關系的生動體現，等等。總之，近出金文為商周古史研究提供了諸多新史料、新線索，為我們全面審視商周社會開拓了更廣闊的視野。同時，也正因為近出金文擁有如此之高的學術價值，所以更需要古文字學、考古學、先秦史學界展開全面深入的探求，通過揭示其史料價值，切實推進商周古史研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