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等研究專項”項目“敦煌寫本、宋刻本所見中古文集的‘唐宋變革’”負責人、清華大學講師

皮日休《皮子文藪序》涉及中古文集編纂的一個傳統，即在書序中排比篇目小序以闡明各個篇目要旨，如“傷前王太佚，作《憂賦》；慮民道難濟，作《河橋賦》；念下情不達，作《霍山賦》；憫寒士道壅，作《桃花賦》”等。其實在兩漢，這樣的敘錄方式已成著作書序的通例，《淮南子·要略》《法言序》《漢書·敘傳》《潛夫論·敘錄》等皆沿用了這樣的體例。

“各冠其篇首”

方苞認為《太史公自序》實際包含兩篇，前篇為司馬遷之家傳，“后篇，則自述作書之指也。‘自黃帝始’以上，通論其大體，猶《詩》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系數言，猶《詩》之有《小序》也”。這一評論遺貌取神，點出了《太史公自序》和《毛詩序》二者在體例上的相通之處。清人已論定《尚書序》為托名孔安國之作，此序末尾說：“《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從中可以看出，《尚書》各篇小序原來是集中于卷末書序之中的，后經調整，才“各冠其篇首”。他這樣做的理由則是“昭然義見，宜相附近”，能夠使讀者在讀單篇時更明了其大旨。《周易》之《序卦傳》本來也是獨立成篇的書序，到唐人李鼎祚《周易集解》方才“以《序卦傳》散綴六十四卦之首，蓋用《毛詩》分冠《小序》之例”。《四庫全書總目》于《法言集注》提要謂：“舊本十三篇之序列于書后。蓋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咸不知《書序》為偽孔傳所移，《詩序》為毛公所移，乃謂‘子云親旨反列卷末，甚非圣賢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經義。’其說殊謬。”已經指出《尚書》和《毛詩》的小序本來皆是集中置于卷末書序之中，一如司馬遷對一百三十篇小序的處理方式。據汪榮寶《法言義疏》舉證，《法言》治平本“序在書后，皆舊本相承如此”，而宋咸將序文分列各篇之首，司馬光《法言集注》因而不改，實際當以治平本為是。據上可見《太史公自序》和《尚書序》《毛詩》大小序、《周易·序卦傳》在篇目小序方面的體例本是一揆的，都是在書序中集中排比篇目小序，作為序文的重要組成部分。

早于皮日休《皮子文藪序》，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的總序、小序也是這一體例的典型。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總序及小序的形制在不同版本中有不同的編排方式，神田本各篇小序在總序之前，宋本《樂府詩集》序文格式同抄本，唯無總序，這類似《太史公自序》式的集小序于書末；又各抄本諸詩篇題下有小序，類似《尚書》《毛詩》小序的形式。刊本只有篇題和題注，無小序。《新樂府》五十首曾單行流傳，據謝思煒先生《白居易集綜論》的考察，有敦煌寫本、明刻本、清翻宋刻本《白氏諷諫》以及日本藏有多部平安末期至室町時期的古抄本，實際可當作一種別行小集來看待。此一組詩，篇首有總序，自述作新樂府的意指，而后繼之以五十首詩的小序，自“《七德舞》，美撥亂陳王業也”，以迄“《采詩官》，鑒前王亂亡之由也”，秩序頗為井然。陳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證稿》論其規仿《毛詩序》曰：“樂天《新樂府》五十首，有總序，即摹《毛詩》之大序。每篇有一序，即仿《毛詩》之小序。又取每篇首句為其題目，即效《關雎》為篇名之例。全體結構，無異古經。質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詩經》，誠韓昌黎所謂‘作唐一經’者。”

后世文集也有效法這一體例的，比如清初黃鐘的《蘧廬草》。《四庫全書總目》于《蘧廬草》提要說：“凡文四十四篇，前列總目，總目之后仿《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例，每篇各為之序，述所以立言之意，自有別集以來，茲為創體。然亦足以見其文不茍作，必有所取義矣。”推本原始，洵具只眼。之所以陳寅恪先生謂《新樂府》摹《毛詩序》，四庫館臣說黃鐘《蘧廬草》“仿《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例”，正可見諸書的體例擁有著共同的源頭，那就是《尚書》《詩經》《史記》《淮南子》等一系列古書于書末集合排比各篇撰述意指的書序格式。這樣的體例不因古書四部分類歸屬的不同而有別，實際是一個通例，并對晚出的集部撰述尤其是唐人文集產生著或隱或顯的影響。顯的影響上舉皮日休《皮子文藪》、白居易《新樂府》兩書之序已作說明。隱的影響只需推考一下唐代尤其是中唐時期文集作序所使用的手法，便可察覺到這一影響的存在。

舉篇目、揭大意：“每篇各為之序”的一個變式

古人為文，生前往往未及編次，歿后由子孫編纂，請他人作序。于是，序文除了述文集作者的行止事功以及為人品性外，也會列文章風格及撰作意旨加以評論。撰文者往往會列舉其中的重要篇目，且揭示文章大意，這種撰序筆法便接續了《太史公自序》篇目小序的功能，成為“每篇各為之序”的一個變式。

姑且以唐人文集為例，獨孤及《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其中陳王業，則《無疆頌》；主文而譎諫，則《言醫》《含元殿賦》；敦禮教，則《哀節婦賦》《靈武三孝贊》……一死一生之間，抒其交情，則祭蕭功曹、劉評事、張評事文；吟詠情性，達于事變，則《詠古詩》；思舊則《三賢論辨》；卿大夫之族姓，則《盧監察神道碑》；思自敘，則別相里造、范倫序；詮佛教心要而合其異同，則南泉真禪師、左溪朗禪師碑。其余雖波瀾萬變，而未始不根於典謨。”梁肅《常州刺史獨孤及集后序》又參考了獨孤及的作序體例：“若夫述圣道以揚儒風，則《陳留郡文宣王廟碑》《福州新學碑》……抒久要于存歿之間，則祭賈尚書、相里侍郎、元郎中、李庶子文。”崔恭《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又接力式地借鑒了梁肅為獨孤及作序的筆法：“若夫明是非，探得失，乃作《西伯稱王議》；宗道德，美功成，作《磻溪銘》《四皓贊》《釣臺碑》《圯橋碑》……若以神道設教，化源旁濟，作《泗州開元寺僧伽和尚塔銘》；言僧事，齊律儀，作《過海和尚塔銘》《幽公碑銘》。”在集序中列舉篇目達26篇之多。可以看出，這樣一種集序體例，在先后三人之間有明顯的繼承借鑒關系。此外，此種集序體例還往往會成為某個作者得心應手的寫作套路，在不同的集序中反復運用——權德輿便是一個代表人物。

權德輿《徐泗濠節度使贈司徒張公文集序》曰：“故其辨古人心源，定是非于群疑之下，則《韓君別錄》。痛詆時病，以發舒憤懣，則《投元杜諸宰相書》……其入覲也，《獻朝天行》一篇，因喜氣以攄肝膈。”又《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曰：“記循吏政事，則《房柏卿碣》《孫信州頌》……推人情以陳圣德，則《請復尊號表》。”再如《中岳宗玄先生吳尊師集序》：“至若總論谷神之妙，則有《玄綱篇》；哀蓬心蒿目之遠于道也，則有《神仙可學論》；疏瀹澡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巖棲賦》。修胸中之誠而休乎天均，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皆在集序中占了較大比重。權氏其他集序如《唐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棲筠文集序》《唐故通議大夫梓州諸軍事梓州刺史上柱國權公文集序》也都采用了這種體例。值得注意的是，據上引材料還可看出諸人所作集序皆集中在中唐時期，同時另有許孟容《穆公集序》、王仲舒《崔處士集序》也都具有這一撰序特點。因此可以推斷，集序中排比文集篇目要旨，“每篇各為之序”，大約是中唐集序撰寫的一個蔚為風氣的體例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