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寧：“萬里茶道”茶源地的形成與發展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萬里茶道’茶業資料搜集整理與研究”子課題負責人，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萬里茶道研究院副院長

 “萬里茶道”茶源地的形成和發展，是國內和國際商路演變的結果。清前期，唐以后陷于沉寂的漢水航運復興，漢水與長江交匯的漢口成為“江海貿易之總匯”的“九省通衢”。以漢口為樞紐，通過漢水航運至樊城，再北上經河南、山西、直隸到東口（張家口），繼續北上進入蒙古地區，形成一條長江中下游地區與北方和蒙古之間的南北向商路。茶葉是這條商路上的主要商品之一，進而通過蒙古地區進入俄國市場。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簽訂后，經蒙古通往中俄邊境口岸恰克圖的貿易線路打通，茶葉成了恰克圖貿易的主要商品，最遠銷售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萬里茶道”茶源地的形成

“萬里茶道”北面連接著西北和俄國的消費市場，主要商品是磚茶和紅茶。在南方，以漢口為中心的航運和商路體系連接著幾個重要的茶源地，最遠達到福建崇安縣的武夷山茶區。1857年出版的俄國人阿·科爾薩克研究俄中商貿歷史的著作詳細介紹了中俄茶葉貿易，磚茶的市場主要在俄國西伯利亞和中亞，茶源地在湖南省；紅茶的市場主要在俄國歐洲地區，茶源地在福建武夷山。1755年至1762年間，俄國通過恰克圖貿易進口中國茶年均11000普特到13000普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其中磚茶和白毫茶大約各半。1768年至1785年間年均進口29000普特，1800年達到69850普特。1821年至1830年年均進口143296普特，到19世紀40年代，恰克圖茶葉貿易規模達到年均270591普特。1848年高達369995普特，其中白毫茶253746普特，相當于4156噸；磚茶116249普特，相當于1904噸。在一個世紀間，貿易量增長了二十幾倍。如果加上走私到西伯利亞的磚茶以及磚茶在蒙古地區的大量銷售，“萬里茶道”貿易的增長幅度更為巨大。

太平天國戰爭期間，“萬里茶道”茶源地發生重要變化。因武夷紅茶北運通道受阻，晉商在漢口周邊地區采購紅茶。此前，已有廣東商人到兩湖推廣紅茶制作技術。晉商的采購，使得兩湖紅茶和毗鄰湖北的江西寧紅茶區取代武夷茶區，成為俄國市場的茶源地。中國的紅茶產區擴張到長江中游，最遠達到武陵山少數民族地區。

“萬里茶道”茶源地的變化，進一步提高了漢口在茶葉出口貿易中的地位，改變了中國茶業格局。1861年，漢口開埠后，因其腹地有產地廣闊、品種齊全的多個茶源地，俄、英等國洋商紛至沓來。1862年，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允許俄商來中國內地采購、加工和販運茶葉。俄商立即來漢口直接購買茶葉，開設工廠，商業觸角直達各茶源地，并另辟海上商路，與此前壟斷中俄貿易茶源的晉商競爭。中外茶商云集的漢口成為最重要的茶葉出口集散地之一，“為長江一帶茶市之總樞紐，鄂、湘、皖、贛之茶悉集于此”。（《庚戌七月調查國內茶務報告書》）從1873年到1894年，漢口茶葉出口占全國茶葉出口比例都超過30%，最高的幾年高達百分之四十幾。因此，漢口被譽為“世界茶葉港”，直到20世紀初“萬里茶道”衰落以前，是包括“萬里茶道”在內的多條茶葉出口商路共同的樞紐。

“萬里茶道”的五大茶源地

安化茶區：位于湖南省中西部雪峰山區。據科爾薩克記述，略微苦澀的湖南茶“往往被制成磚茶大量出口”。鴉片戰爭后，安化又開始生產紅茶。晉商長裕川茶莊商業文書《行商遺要》記述在安化收茶的情況，黑茶包括花套茶（百兩茶、千兩茶）和三尖茶（天尖茶和貢尖茶），紅茶包括茶葉和花香（茶末）。一批晉商由行商轉為坐賈，在安化開設茶莊，收購加工，如著名的“三和茶號”與“興隆茂”（中茶安化茶葉有限公司的前身）。19世紀末20世紀初安化茶業極盛，年產黑茶近15萬擔，紅茶70萬箱，是湖南最主要的茶區。

以羊樓洞為中心的鄂南茶區：包括湖北蒲圻、崇陽、咸寧、通山、通城和湖南臨湘的湘鄂交界地帶山地茶區。蒲圻的羊樓洞是傳統茶產區，附近有良港可通航漢口。到安化采購黑茶的晉商，在此推廣磚茶制作技術。現存清中期《羊樓洞、羊樓司買茶規程》等晉商文書顯示，最晚到19世紀上半葉，以羊樓洞為中心的磚茶區已是“萬里茶道”的重要茶源地。晉商在此長期經營，開設三玉川、巨盛川、長裕川等多家以“川”命名的茶行。印有“川”字的磚茶在蒙古地區和俄國西伯利亞廣受歡迎。

武夷茶區：以福建崇安縣為中心的武夷山茶區是紅茶的發源地。18世紀，紅茶進入歐洲市場。武夷紅茶外運從下梅村、星村啟程，北至江西鉛山河口鎮后裝船，下鄱陽湖、入長江，至漢口匯入萬里茶道主線；或從鄱陽湖南入贛江，過大庾嶺入廣東珠江水系，運至廣州出口。現存鴉片戰爭前形成的晉商《武夷買茶規程》詳載從崇安縣星村購買紅茶后運至張家口的線路。直到太平天國戰爭前，俄國進口紅茶都來自武夷茶區。從1842年至1951年的10年間，從恰克圖總計出口武夷紅茶2022936普特，約等于33136噸。

寧紅茶區：位于江西西北部的修水，以及毗鄰的武寧和銅鼓縣，境內有修河自西向東匯經贛江入鄱陽湖。修水古稱義寧州，因此所產紅茶稱寧州紅茶，簡稱“寧紅”。當地紅茶生產始于道光年間。據清人葉湍延《純蒲隨筆》，“（寧）紅茶起自道光季年，江西估客收茶義寧州，因進峒教以紅茶做法”。寧紅是著名的工夫紅茶，是長江流域三種高檔紅茶之一，大部分銷往俄國。19世紀90年代，年出口量達30萬箱。

宜紅茶區：湘鄂西武陵山區自古以來出產優質茶，境內清江在宜都注入長江。據顧彩《容美記游》記載，18世紀初，容美土司地區已初步形成規模化茶葉種植產業，大量銷往湖南湘潭。道光、咸豐年間，廣東商人來此推廣紅茶制作技術。此后，武陵山少數民族地區的紅茶生產和外銷大規模發展起來，產地從鶴峰、長樂（后改名五峰）逐漸擴展到湖南石門和慈利。“宜昌茶之名馳于海外”，是長江流域三種高檔紅茶之一，最盛時年產二三萬箱。宜紅的花香號稱第一，是漢口茶廠制造紅磚茶的頂級原料。

“萬里茶道”茶源地的歷史意義

“萬里茶道”是歷史上“茶馬貿易”的升級版。邊銷茶源地由川、陜茶區向長江中下游茶區轉移，是中國茶業史和貿易史上的一大變化。唐宋時期，飲茶習俗傳入草原畜牧業地區和青藏高原地區，逐漸由奢侈品普及為日常生活必需品。由于西北和青藏高原少數民族地區不產茶，從唐末到北宋，官營茶馬貿易興起，至明代最盛，延續到清初。為交易方便，茶源地主要在今陜西漢中和四川。16世紀，來自長江中游的安化“湖茶”開始進入西北。清前期，中央政府強化了對蒙、藏地區的控制，官營茶馬貿易在雍正年間退出歷史舞臺，控制北方邊貿的晉商可以大規模從內地向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販賣茶葉等商品，交換特產。為此，南下尋找茶源地等邊銷商品產地，是漢水航道復興和漢口興起的重要歷史背景。歷史上第一次在北方少數民族地區和長江中下游地區之間建立起大規模、持久的貿易往來關系，是清朝統一多民族國家鞏固和發展的重要成果。

“萬里茶道”的興起、外銷茶源地的出現，是當時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重要環節。17世紀晚期到18世紀，歐洲的商業力量從南方的海路和北方的陸路進入遠東地區，尋找大宗貿易商品。茶葉被引進歐洲后，幾十年內成為流行的日常消費品，在英國和俄國是生活必需品。因此，茶葉貿易迅速成為中歐貿易增長極為重要的推動力。到19世紀，茶一直是中國與歐洲之間主要的貿易商品之一。歐洲市場流行中國國內消費很少的紅茶，北方邊貿和外貿所需的磚茶也是內地不消費的品種，因此，一批以外銷和邊銷為主的茶源地興起，改變了國內茶葉生產格局，也使得中國茶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聯系在一起。從此，中國茶業的興與衰成為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