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李鴻賓教授《墓志所見唐朝的胡漢關系與文化認同問題》（中華書局2019年版），是近年隋唐史研究中的一部精品力作。作者此前已出版《唐朝朔方軍研究：兼論唐廷與西北諸族的關系及其演變》《唐朝中央集權與民族關系：以北方區域為線索》《隋唐對河北地區的經營與雙方的互動》等多部頗有影響的著作，如今推出的新作，更是一部史論結合、追求理論創新的佳作。

作者在序言中指出，有唐一代的胡漢關系與文化認同問題極為重要，是了解當時民族關系的重要內容。序言還探討了如何利用墓志銘去探索唐朝多民族、多族群之間的關系，正確理解胡漢關系與唐朝建國模式間的關聯，如何闡釋胡漢關系與文化認同及其思考角度的問題，等等。圍繞這些問題的闡釋，既是對前輩學者學說的繼承，也是對有關理論的發展和升華。

第一章主要討論的是高車·拓跋族系的南下與其政治認同。作者結合各地發現的北魏至隋唐時期高車與拓跋族人的墓志資料，分析了墓主的族屬、任職及婚姻等情況，揭示出高車與拓跋族系融入中原而選擇的文化轉型的內涵，如作者所說，已“成為十六國北朝隋唐初期至少中國北部地區社會的主要相貌”。作者還對一些重點問題做了翔實考證，如是云氏族屬與是云偘家族的變遷、賀拔亮家族的任職等，結合傳世史料，梳理了是云偘、賀拔亮家族人物之間的關系。作者指出，政治的選擇和參與，決定了該家族的活動地域和族屬文化轉型的選擇，即他們族屬與文化的轉變依托于仕途而呈現，強烈的歸屬意識則是轉型的內在動力。

第二章討論的是吐谷渾人入主漢地之后的命運。作者結合慕容曦光、慕容曦皓、慕容明等王族墓志，通過分析其家族、婚姻及任職等情況，揭示了吐谷渾部族在政權滅亡后其王族成員融入中原文化的生活及其發展變遷的狀況。作者認為，吐谷渾王族勢力較為弱小，入唐后依隨朝廷旨意處于北部防御系統之內，在協同唐廷的舉措之中走上了中原政治文化的軌道。具體表現在，這些吐谷渾王族成員被納入到朝官的序列，他們先是被授予官職和部族職守，又隨著納入節度使體系而被朝官吸納和替換，最終喪失了王族的特權和身份。

第三章討論的是粟特人入漢地之后的生存方式。作者通過對《安菩墓志》《何文哲墓志》《米文辯墓志》以及其他粟特后裔墓志細致的梳理和辨析，就唐朝境內粟特人文化認同與地域之關聯做了深入探索，揭示粟特人在“長安內地”“六胡州”等不同地域政治文化出現差異的原因；米文辯家族一例，辨明了該家族“地著化”的完成與粟特族姓、文化轉換存在的關聯；粟特后裔墓志的書寫程式則在透露撰者書寫意圖的背后，揭示出官方意識形態的支配作用。粟特人的東遷既沒有草原族群的規模性南下，也缺少政權建設的依托，他們與所在地區的結合，決定了其文化、族屬轉型的方向。

借由上述三條線索，作者構建了一個唐代多層次的民族關系網絡圖，并將其納入到當時的歷史進程之中。作者認定，這種胡漢關系與王朝的建構存在著密切關聯。當胡系統治集團建立的政權統轄多數族群之時，他們關注的是怎么維系統治的問題，其族性文化的保持亦多依憑對權力的掌握；然而一旦政權消散或被中原漢族王朝取代之后，胡系族屬文化面臨的就是能否維系以及維系多久的問題了。該書勾畫的三條線索，就是唐朝這些族屬與文化具體維系的展現。

通讀這部著作，筆者以為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

史料互證、中西貫通、追尋理論突破的創新精神。新史料、新方法、新觀點，是衡量史學著作是否有前瞻性、科學性和創新性的標準。作者選取若干墓志作為新資料，頗有敏銳眼光，研究問題的視角與方法亦很新穎，且視野寬闊，對學界相關理論諸如隋唐“拓跋化國家”，陳寅恪的“關中本位政策”“關隴集團”，毛漢光的“核心區核心集團”，弗雷德里克·巴斯的“族界理論”以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共同體”等，都有精確的把握、借鑒和吸收，在此基礎上做到了推陳出新。

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史論結合、論從史出，這是中國史學治學的風格；將新出墓志與傳世文獻結合并吸納國內外研究成果而有新的創獲，亦是治學的優良傳統。該書基于微觀考察，又不限于事實本身，將解釋和折射出的普遍性、規律性發現上升到認識論層面，進而形成某種理論性解說，這是該書的一個突出貢獻。其中亦體現出作者嚴謹、求實的治學精神。

行文簡潔、邏輯嚴謹的敘述風格。語言精練、語氣平和而表達準確，又富有邏輯，是筆者閱讀該書之后的明顯感受。學術作品不僅要表述清晰，還需要精準歸納與高度概括，貫穿其中的邏輯關系也十分重要。該書在這方面也有頗佳的展現。譬如從對不同墓志資料的梳理中總結出三條線索，將具體問題的研討納入到相應背景中追尋其發展演變的關聯，做到過程與邏輯二者的呼應，進而展現了唐朝民族關系和文化認同變化的清晰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