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華簡《楚居》與楚國都城研究”負責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但凡研究楚史或楚文化，都城是一個繞不過的話題。作為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的楚國都城，在發展的每個時期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非正統、非主流，文獻中對此記載甚少，因而造成了楚國都城問題的千年懸案。解決都城問題，對楚史、 楚文化研究的引導意義不言而喻。

《楚居》中明確記載了楚國早期的都城

傳世文獻記載楚國的都城有兩個，一個是丹陽，一個是郢，如《世本·居篇》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又如《史記·楚世家》曰：“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后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依文獻所言，楚國的都城西周時期為丹陽，東周時期為郢。

作為楚國的始封之都，丹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歷來為史家所重視。但由于文獻的缺佚和語焉不詳，其地望卻不知何在。歷代學者對此進行了不懈的探研，聚訟紛紜，以致產生了著名的“當涂說”“秭歸說”“枝江說”和“丹淅說”。 除“當涂說”少有提及外，另三說的紛爭一直持續至今，仍莫衷一是，以至于楚史、楚文化的研究一直徘徊不前，難以突破。

清華簡《楚居》的面世再次掀起了楚學探索的熱潮，多年懸而未決的楚國早期都城問題突破有望。《楚居》是一種專門記載楚王及其先祖曾經遷徙和居住過的地方的史籍，類似《世本·居篇》。《楚居》載：“季連……先凥（處）于京宗。穴酓（穴熊）遲徙于京宗……至酓狂亦居京宗。至酓繹與屈紃，思（使）鄀嗌卜徙于夷屯……至酓只、酓觛、酓樊及酓錫、酓渠，盡居夷屯。酓渠徙居發漸。至酓鑰（艾）、酓摯居發漸。酓摯徙居旁屽。至酓延自旁屽徙居喬多。至酓甬（勇）及酓嚴、酓相（霜）及酓雪及酓訓（徇）、酓咢及若囂（敖）酓義（儀），皆居喬多。若囂（敖）酓義（儀）徙居箬（鄀）。至焚（蚡）冒酓帥自箬(鄀)徙居焚。至宵囂（敖）酓鹿自焚徙居宵……。”文中提及的西周時期都城有京宗、夷屯、發漸、旁屽、喬多等，這使得撲朔迷離的楚國早期都城逐漸變得清晰起來。

多數學者仍將這些地名與丹陽聯系起來，認為“丹陽”是個大的地域概念，這五處是小地名，都在丹陽這個大區域中，只是對于區域的地望有不同的見解，《楚居》中記載的夷屯更是成了丹陽的新代名詞。夷屯是丹陽嗎？從《楚居》的記載看，夷屯只是熊繹至熊渠時期的楚國都城，武王之前還有發漸、旁屽、喬多、若、燓、宵等多個都城。無論是《世本·居篇》還是《史記·楚世家》等的記載，都表明丹陽是武王之前的楚國都城。顯然，兩者在時間上差別較大，故不能簡單地畫等號。

《楚居》成文于戰國中期的楚肅王時期，記載的楚國早期都城多達5處，卻無一處提到丹陽。顯然，丹陽作為楚國開國都城的說法至早是戰國中晚期以后產生的，出現時間遠晚于《楚居》產生的時間，自然可信度也就不如《楚居》的記載了。既然更早的《楚居》中明確記載了楚國早期的都城，我們又何必還去糾結后來出現的丹陽？

荊山和沮、漳是重要線索

無論是作為楚國的開國都城，還是初期活動地域，對于楚國人來說，都是最值得追憶和提及的地方。傳世文獻中，楚人的話語中提及最多的是荊山、沮、漳。如《左傳》昭公十二年載楚右尹子革語：“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此段話是楚右尹子革追憶楚國開國創業的事跡，指出其開國之地是荊山。荊山是個地名，具有地域的概念。若楚國此時有都城，則不出荊山之外。又如《左傳》哀公六年記載有關楚王祭祀之事：“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章，楚之望也’。”楚大夫認為，楚昭王生病的原因是黃河在作祟，要祭祀黃河的神靈。楚昭王則認為，楚國的祭祀對象范圍在江、漢、沮、漳四水之間，黃河超出了此范圍，故不祭祀。昭王強調的“望”在這里指的是祭祀范圍，而非楚國的領土范圍，因為這時已是春秋時期，楚國的領土范圍遠大于此。這個特定的祭祀范圍顯然指的是楚昭王的祖先們長期居住和生活過的地方。只有這個范圍內的祖靈和神靈才能保佑楚王的子孫們，故這個范圍內的祖靈和神靈才得以被楚王所祭祀。換句話說，當時昭王祖先們居住和生活過的地域不出長江、漢水和沮、漳二水所包含的范圍。同樣，在出土楚簡中，楚人也有對其早期活動地域的記敘。如新蔡簡甲三11、甲三24：“……昔我先出自顓頊，宅茲沮、章（漳），以徙遷處。”依此解釋簡文的意思是：楚人的先祖為顓頊之后，選擇了在沮、漳二水之間定都。這同樣是對楚人先輩事跡的追敘，其中提到的早期活動地域與沮、漳二水有關。

“昭王伐楚”是確定楚國方位的重要依據

傳世文獻中最早提出昭王南征之事的是《左傳》。《左傳》僖公四年載：“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呂氏春秋·音初》也記有周昭王南征伐楚之事：“周昭王親將征荊，辛余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渉漢，梁敗，王及祭公抎于漢中，辛余靡振王北濟，又反振祭公。”汲冢竹書同樣記載有昭王伐楚之事，但因宋代該書亡佚，今日所見為明代嘉靖年間出現的今本《竹書紀年》和清人輯的古本《竹書紀年》。近年面世的銅器銘文可以印證該書某些記載的真實性，故仍以《竹書紀年》中昭王南征伐楚的有關記載作為依據。

古本《竹書紀年》：（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兕。

古本《竹書紀年》：（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

古本《竹書紀年》：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

今本《竹書紀年》：（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

今本《竹書紀年》：（昭王）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

近年面世的銅器銘文中有昭王伐楚之事的記載，如胡應姬鼎曰：“唯昭王伐楚荊，胡應姬見于王……”又昭王時器《京師尊》云：“王涉漢伐楚，王又工，京師（師）斤，王厘（賜）貝，用乍日庚寶尊彝。”

以上無論是傳世文獻抑或銅器銘文都明確記載昭王伐楚時涉漢，即渡過了漢水，則當時的楚國無疑應該位于漢水以南。這樣，楚國早期都城也只能在漢水以南的區域探尋。

總之，探索楚國早期都城主要還是從文獻中去尋找依據，近年大量出土的楚文籍則是我們關注的重點，銅器銘文也是不能忽視的佐證。通過三者的比照，從而找到交集，這就是探索楚國早期都城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