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2018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主任習近平在主持召開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指出，地方外事工作是黨和國家對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推動對外交往合作、促進地方改革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環境，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砥礪前行，始終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積極發揮中央和地方積極性，充分調動官方和民間資源，合理利用國際和國內有利因素，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爭取了和平國際環境和良好外部條件。

堅持黨的領導 發揮制度優勢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必須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不斷取得新成就的根本保證。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指出，要“健全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體制機制”，“健全黨對外事工作領導體制機制”，深入推進涉外體制機制建設，統籌協調黨、人大、政府、政協、軍隊、地方、人民團體等的對外交往，加強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對外工作大協同格局。會議為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建設與實踐發展導航定向，從制度層面為全面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提供了堅實支撐。

實踐證明，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取得輝煌成就的關鍵根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顯著的制度優勢，在于始終堅持外交大權在黨中央，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從全局謀劃一域，以一域服務全局。第一，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必須堅持以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導，實現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要不斷鞏固黨對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領導。要持續拓展中國特色政黨外交，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政黨外交新格局，探索在新型國際關系的基礎上建立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學互鑒的新型政黨關系，推動“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等高端政治對話平臺機制化。在中央層面統籌協調黨、人大、政府、政協等的對外交往，關鍵是以中國特色政黨外交引領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中全面踐行黨的國際責任和角色使命，以黨際關系促進國際關系，把建立新型政黨關系作為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新型大國關系的重要引擎。第二，為激發地方對外交往的積極性，國家大力倡導“大外交”理念，形成全方位、多層次、一體化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布局，推動“全民外交”“全域外交”，在頂層設計中高度重視城市和地方的重要性。在地方對外交往中，必須防止黨的領導缺位、錯位，要堅持地方黨組織的有效領導和黨中央的絕對領導相結合。第三，城市和地方在積極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布局時，必須堅持底線思維，提高政治敏感度。既要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又要堅持中國外交的基本原則和立場，尤其要注意維護“一個中國”立場和國家核心利益，絕不容許僭越國家主權原則。

城市外交要服從和服務于國家總體外交

在全球化和城市化大潮下，城市由于其政治地位獨特、國際影響力突出、各種要素高度匯聚等特性，在對外交往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城市外交正蓬勃興起，與全球化、城市化的時代背景以及城市在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漸凸顯密切相關。所謂“城市外交”，可以理解為以城市政府為主體實施的公共外交和民間外交活動，兼具官方外交和民間外交的雙重特性。

從G20杭州峰會到金磚國家廈門峰會，從上合組織青島峰會到中日韓領導人成都峰會，中國近年來重大主場外交的舉辦地逐漸走出北京，不再局限于沿海一線城市，城市外交進入“多點開花”的新階段。這些城市能獲此殊榮，固然與其綜合實力、資源稟賦和積極爭取有關，但更離不開中央外交布局的統籌考量，從深層次折射出中國主場外交的從容自信和不斷提升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治理水平。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嚴峻時刻，中國城市積極參與國際防疫合作，為國際友好城市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為中國推動和引領全球公共衛生治理貢獻力量。

城市外交的目標是既要維護地方利益，又要增進國家利益。對于城市而言，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需充分發揮“兩個積極性”：一是涉及央地關系層面的中央和城市地方，二是涉及地方層面的市級和區縣級。這就要求城市外交既要服從和服務于國家總體外交，又要增強城市的主動性，還要調動城市區縣對外交往的積極性。中國主要大城市下轄區縣較多，為城市外交提供了豐沛多元的資源要素，可望推動城市外交在區縣層面上大發展。城市外交處理的事務側重非主權性，多集中在經貿合作、人文交流等低級政治領域。相對而言，對外交往在地方層面和低級政治領域更易開展，阻力小、障礙少。這正是城市外交的魅力所在，因其低政治化和民間化色彩，可以成為改善國家關系的突破口。

積極探索地方對外交往新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國際友好大會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成立60周年紀念活動的講話中指出，“推進民間外交、城市外交、公共外交”，“要大力開展中國國際友好城市工作，促進中外地方政府交流”。這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首次正式提出“城市外交”。國家《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指出，要“開展城市交流合作，歡迎沿線國家重要城市之間互結友好城市，以人文交流為重點，突出務實合作，形成更多鮮活的合作范例”。

近年來，中國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全面貫徹黨中央外交大政方針和戰略部署，積極謀劃和主動對接國家總體外交布局，投身于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偉大實踐。作為中國地方層面的重要構成，城市在國家總體外交布局和對外開放格局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城市外交作為一種新型外交形式，彰顯出地方對外交往的靈活性，發揮著協同總體外交、促進地方改革開放發展的重要功能。

一方面，城市積極承辦國家重大外事活動，巧用自身特色為大國外交增添一抹亮色，收到了“四兩撥千斤”的奇效，也大大提升了城市國際知名度和國際影響力，提高了城市現代化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另一方面，城市和地方弘揚創造精神，積極探索對外交往的新路徑，創設對外交往的新機制，豐富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實踐內涵。以重慶為例，為全面融入共建“一帶一路”，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重慶作出的“兩點”定位、“兩地”目標和發揮“三個作用”重要指示要求，在中新（重慶）互聯互通項目框架下，重慶積極致力于倡導和推動西部地區協同共建陸海新通道，有力地推動了西部地區融入“一帶一路”走深走實，增強了全球互聯互通能力，是地方開拓對外交往、創新對外開放的典范。西部陸海新通道能夠上升為國家戰略規劃，重慶“功不可沒”。其在新通道中的運營中心地位因此得以強化，區位優勢不斷凸顯，有助于進一步加快建設內陸開放高地、國際門戶樞紐城市，打造中西部國際交往中心，實現在西部地區帶頭開放、帶動開放。

（本文系重慶市教委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項目“‘一帶一路’戰略下重慶城市外交研究”（17SKJ004）階段性成果）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