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分別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近千年來畿輔文化形態與文學研究”首席專家、子課題負責人；均系河北師范大學教授

環繞京城之特殊行政區域稱為畿輔。遼、金、元、明、清五朝，畿輔大體上就是環北京（或稱燕京、中都、大都）的行政區域，它是一個地理區域，也是一個文化區域。畿輔因與京城在地理空間上的接近，其文化呈現獨特面貌，具有獨特歷史發展軌跡。

遼金以降畿輔以北京為核心，以畿輔各府、州、縣為輔助，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特殊文化圈層結構，各種文化因素在此結構中碰撞交融。北京處于全國政治經濟中心，圍繞這一中心產生了一系列聚合效應，整個畿輔的運作都以服務于首都，以對京城進行政治保障、經濟支持、軍事拱衛為主要目標。畿輔地區以環北京的近畿為主，以其他城市為輔，最終形成區域文化圈層。第一個區域圈層是核心圈層，包括距離北京五六十公里之間的各府州縣，大體相當于元代的大都路和明、清順天府所轄諸州縣。第二個區域圈層是緊密圈層，約處于距北京一二百公里的不規則圓周上。其特點是：與北京拉開適當距離，使畿輔圈層結構向外擴展，從而建立起更具縱深的政治、經濟、軍事體系，更好地發揮畿輔對京城的輔助保障功能。第三圈層地處第二圈層的外圍，是延伸圈層，主要包括東南的河間府、南部順德、廣平、大名等府。第三圈層使得京城的軍事緩沖帶進一步延伸，雖在總體上同樣圍繞京城進行運作，但因中心與外緣空間距離的加大，顯現出由密趨疏的互動關系。

遼金以降畿輔都是通過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多制度保障其處于政治中心性的區域特點。圍繞京城的地理位置，與京城緊密的政治經濟聯系，拱衛京城的軍事功能，系統性的畿輔制度，對畿輔區域包括政治、經濟、文化、交通、賑災、水利、語言、民俗在內的諸多方面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最終形成一個環繞京城、相對穩定的畿輔文化圈。畿輔文化圈一定程度上保留其固有的地方傳統——從先秦以來不斷發展豐富的燕趙文化，同時在與京城的文化互動中產生若干新特點，形成京城文化與燕趙文化相結合的新型文化。

學術文化。畿輔區域環繞全國政治中心，有著特殊地位，學術生態也呈現獨特面貌。

京城作為皇家文化的發源地，有著完善的行政機構和豐富的文化設施。在相關研究中體現出對皇家所在之處、對全國政治中心的注重，是畿輔學術文化的重要內容構成。比如翰林院，它既是文翰管理的中央機構，又是精英文士的薈萃場所，對學術文化具有引導作用。同時翰林通過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體現個體差異與各自學術文化特點。如乾隆年間，順天大興人朱筠以校核翰林院藏《永樂大典》逸書，提出《四庫全書》的編纂建議，并充任《四庫全書》纂修官，即為個人能動性的發揮。國子監作為設在京城里的國家教育管理機關和最高學府，其職能、影響及符號意義，對于畿輔學術文化生態環境的形成都是不可或缺的。在畿輔地區，“官文化”規范和約束更為明顯，但依然存在私人運作空間。譬如保定孫奇逢為宗主的夏峰學派以慎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際的學旨，對所依憑的理學有其新的發揮，初露燕趙學人重實的學風端倪。而后顏李學派標舉實學，提倡“實文、實行、實體、實用”，以燕趙“清剛質直”的學風，對性理之學的空疏予以反撥。

宗教文化。遼金以降畿輔宗教在寺觀建設、宗教團體發展等方面既與不同朝代統治者的宗教政策保持一致，也有因地處畿輔、環繞京城而形成的獨特之處。尤其是環北京的近畿，歷代以來寺觀林立，著名宗教團體和人物云集，文人游賞參拜，留下了豐富的碑記、詩文，其人文底蘊甚為深厚，體現出宗教與文學交流密切的特點。而且由于靠近京城，便于帝王以及皇室成員參拜、祈福和資助，留下了大量的御制碑志、銘文，其氣派氣象與同時代其他區域迥然有別。畿輔地區以北京為中心點，隨著空間距離的加大，寺觀分布也由集中趨于分散，總體上遠畿的寺觀發展要落后于近畿。又由于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宗教建設和發展也呈現出不平衡狀貌。總體情況是，畿南強于畿北、畿西和畿東。據《光緒畿輔通志》記載，明代畿輔地區創始或重修的寺廟數量，順天府獨占鰲頭，而畿南保定、真定、順德、廣平、大名諸府分布數量是畿西宣府、畿東永平、河間的近三倍。清代，由于疆域的拓展和統治時間的長久，以及對邊疆蒙藏民族的懷柔政策，畿西北地區的宗教崛起，承德、宣化、口北地區在宗教方面取得長足進展。同時畿東永平、山海關地區，隨著與東北地區通商交流的日趨頻繁，其宗教文化也不斷獲得新發展。清代畿輔地區的宗教發展在地域分布上更加平衡，這是畿輔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斷深入的結果，也是畿輔與京城融合程度不斷深入的結果。

由于畿輔區域是首善之區，外來宗教的廟宇、教堂和團體來此活動，較全國其他區域更為活躍。伊斯蘭教在畿輔建立順天府牛街禮拜寺、天津清真大寺、河間清真北大寺、定州禮拜寺四大清真寺，畿輔伊斯蘭信徒在漢語文學創作方面有清新的特色。基督教在元代進入畿輔地區，在明末發展到一個高峰，清代前中期趨于消歇，晚清又復活躍。因為列強入侵激起民間反抗情緒，畿輔區域發生天津教案、熱河教案，對政治、文化生態產生重大影響。

科舉文化。對于畿輔地區，科舉政策向來有所傾斜和照顧，又加上名流云集，從而形成以京城為中心的獨特畿輔科舉生態圈。對遼金以降畿輔地區的登科、考官、學官、學校等情況進行統計，可知考官參與選士，往往以其學術思想、文學觀念和趣味好尚作為評卷標準，并通過影響朝廷的文風態度而影響科場風尚。同時，參與科考的舉子有意識地投考官之所好，或有意揣摩，或因循時尚，以期獲取功名。遼金文學基礎薄弱，科舉對文學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由科第躋身政壇要位者間見迭出。隨著進士出身的文人接踵執掌文壇，整個社會掀起了重科舉、好文學風氣。許多畿輔進士在文學上卓有成就，金代出現了周昂、趙秉文、李純甫、王若虛等眾多優秀作家，推動畿輔“國朝文派”迅速發展。元代科舉對畿輔文學的影響則更為復雜，前期廢除科舉，對畿輔雜劇、散曲等俗文學的發展尤為有利。大都、真定成為雜劇中心，與因科舉停廢造成文士底層化命運而形成的思想自由風氣息息相關。后期恢復科舉，又造成畿輔文壇詩詞文雅正風氣的回歸。

明代畿輔科舉文化一方面促進和推動了屬地士子知識的增長、品格的提升、境界的擴大，另一方面與燕趙樸厚、篤孝的士風相結合，通過不斷積淀進而形成了畿輔文壇的獨特風貌。隨著八股取士制度的實施，畿輔士人醉心科舉、流連課藝，主要從事創作的文學體裁是詩文，且呈現復古的偏好。清代科舉與畿輔文學各體創作均形成了互動關系，滿漢兩榜取士以及順天府取額的優勢，使得畿輔文壇甚為活躍，滿漢文人交流頻繁，民族融合的因素在文學發展中產生了更大的影響。畿輔區域原有的沉郁悲涼審美風氣，受京城文化趣味帶動，遂使乾嘉以后漸趨纖弱和閑逸。

因科舉考試需要而設置的官學和私學，孕育了文學書寫，畿輔官學教師和書院山長作為文學主體，在畿輔文壇構成了文學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科場舉子在畿輔區域活動頻繁，趕考和落第，干謁和結社，皆影響其心態，并映射到文學表現之中。明清畿輔八股文創作成績顯著，明代有楊繼盛、趙南星等名家，清代則有紀昀、翁方綱、朱筠、朱珪等。

在圈層結構中運作，遼金以降畿輔與京城之文化交流與融合有其歷史規律。在學術、宗教、科舉文化方面，畿輔與京城的交流和融合以京城為中心展開，支撐和服務功能占據主流，由于京城的輻射給畿輔區域帶來新氣象，但總的來說多側重于單向流動，文化資源各種要素更傾向于由畿輔向京城集中，沒有形成相對平衡的雙向交流融合。另外，除明代以外，遼金以降中國皆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多民族文化不斷融合，最后凝匯為大中華文化，環繞京城的畿輔是展現這一過程的核心地帶之一，畿輔是文化形成和向外擴散的重要地區。畿輔與京城之文化交流與融合呈現出的若干正向規律，對于進一步促進各地區、各民族文化發展具有獨特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