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京津冀文脈譜系與‘大京派’文學建構研究”首席專家、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專家論壇】

“京津冀協(xié)同發(fā)展”作為國家重要的發(fā)展戰(zhàn)略，從根本定位到戰(zhàn)略目標，都體現(xiàn)出了與以往任何一個區(qū)域發(fā)展不同的姿態(tài)：一方面它是“頂層設計”，是建構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形態(tài)都市群”；另一方面，它又是“千年大計”，是一種著眼未來的長期規(guī)劃。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考慮京津冀建設中的文化問題，如何實現(xiàn)文化與經濟、政治、制度、生態(tài)等多方面的互融，顯得尤為重要。“大京派”文學的建構，就是針對這一問題的探索和實踐。

京津冀一體化進程中打通文脈的重要性

京津冀一體化，從根本上來說是希望通過城市間的協(xié)同合作，來創(chuàng)造僅靠一個城市無法創(chuàng)造的效益，來解決僅靠一個城市無法解決的問題。而任何一種合作，歸根到底都是人與人的關系，這時候文化是否相通、情感是否相連，就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文脈”似乎是一個很抽象、很宏觀的問題，但實際上卻與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它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在審美需求、文化習俗、飲食習慣、娛樂方式等方面累積下來的集體文化記憶，這種記憶以特有的方式浸潤和滲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積淀成為人們潛意識里的文化傳統(tǒng)和心理趨向。這種認同感和牽連感會很在大程度上影響區(qū)域間經濟合作、人員往來等各方面。比如，珠三角、長三角，之所以能夠在經濟協(xié)同發(fā)展上越走越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嶺南文化、吳越文化、上海文化本身內部的相互牽引。京津冀地區(qū)的人們擁有同根同源的燕趙文化，身處的是相似的文化環(huán)境，傳承的是相同的文化理念，三地先天性地享有某些共通的文化基因。但另一方面，由于發(fā)展的不平衡，京津冀三地各自的文化個性和差異逐漸顯現(xiàn)出來，并且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呈現(xiàn)越來越多元的形態(tài)。北京的古都文化內涵豐富，又長期作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特殊的歷史積淀和城市定位使其與其他兩地在諸多方面存在差異；天津漕運歷史悠久，經濟上也因此能夠自給自足，相對舒適的城市氛圍和文化心態(tài)也使得天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點；河北有良好的地理優(yōu)勢，享受臨近京津地區(qū)所帶來的便利，但也正是因為這樣的便利，河北自身文化特色和定位不夠明顯。從這樣的現(xiàn)狀來看，京津冀地區(qū)三地的文脈還沒有真正打通，京津冀文化圈還沒有真正形成。

“大京派”文學如何盤活京津冀文化資源

當我們試圖為打通京津冀文脈找尋一個突破口時，“大京派”文學就顯示出其特有優(yōu)勢。之所以這樣說，主要是基于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學之間的特殊關系。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進程，文化的發(fā)展往往會集中、迅速、活躍地反映到文學上，地域文化孕育催生了地域文學，地域文學又反過來帶動、激活地域文化，而且時間越久遠，這種帶動和激活的功能便越明顯。如今我們提倡以“大京派”文學作為盤活京津冀文化資源的先導動力，就是出于這種考慮。京津冀地區(qū)的文化種類繁復、類型駁雜，從文化板塊來看大致分為京味文化、津門文化和直隸文化，文化類型涵蓋游牧文化、農耕文化、漁獵文化、宗教文化等，文化流變上從燕趙文化發(fā)展至士大夫文化、洋務文化、五四文化、學院文化、紅色文化、市民文化等，這些資源既需要及時挖掘、保存、傳承，也需要去提煉、篩選和轉化。

“大京派”要構建屬于自己的歷史、文化、社會脈絡，最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就是把京津冀的文化根基、文化特點、文化聯(lián)系搞清楚、弄準確，而文學本身就交織著一個時代的政治、歷史、社會、經濟等多重元素。如老舍的創(chuàng)作幾乎濃縮了半個多世紀北京歷史文化的變遷，把我們帶入如此縱深而又鮮活的歷史文化背景當中。“大京派”體系中蘊藏著豐富的文學資源，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力量，對于激活京津冀文化資源具有獨特作用。

京津冀文脈是否能夠暢通，絕不僅僅在于歷史文化遺產的整理和保存，更在于我們怎么理解、優(yōu)化、提煉傳承下來的文化資源。“大京派”之“大”，也體現(xiàn)在時間上的流動性：在時間范圍上上至漢魏時期的《燕歌行》《白馬行》《燕丹子》，經由20世紀30年代以周作人、沈從文、廢名、李健吾為代表的京派文學以及以老舍為代表的京味文學，下至當代以劉紹棠、劉心武、鄧友梅、王朔、徐則臣等為代表的“新京味文學”，這種動態(tài)傳承為“大京派”不斷注入新的內涵。

以“大京派”文學打通京津冀文脈，不僅意味著達成京津冀三地相同文化因素的連接，更意味著對超越地域文化個性的吸納和認可。因為文學一旦形成自己的個性與特質，就不是某一個地域文化能夠簡單給予解說的。20世紀30年代的京派作家基本都不是京津冀本土作家，他們在作品中復活的也往往是各自家鄉(xiāng)的風情民俗、兒時記憶。因此“大京派文學”既在京津冀之中，也在京津冀之外，在京津冀文化與全國各地的聯(lián)系中。多維立體的跨地域交流，激活著京津冀文化的生命力。

“大京派”文學是大文學觀的探索與實踐

自學界提出“大文學觀”以來，響應者和支持者頗多，但在實踐方面進展比較緩慢。“大京派”文學的建構可以視為“大文學觀”實踐的一個突破口。

一方面，京派文學研究現(xiàn)狀的困境決定了“大文學”研究模式亟待建立。近些年來京派文學的研究越細致、越深入，就越顯示出這樣的一個問題：僅僅從文學流派的層面對其進行研究，有些問題是說不清楚的。比如說老舍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他的作品生動地刻畫了北京市民群像、市井風情和方言土語，但為什么學界認為老舍只是京味作家，而不是京派作家？至于以描寫北京社會生活而聞名的張恨水，為什么學界認為他既不是京派作家，也不是京味作家？又比如說，植根于京津冀文化母體衍生出的“京派文化”“京味文化”“京畿文學”“白洋淀文學”“新京味”“新京派”等概念，相互之間的邊界在哪里？筆者認為，將這些概念越分越細，不僅會帶來概念上的混淆，而且會影響研究的推進。我們應當突破這種割裂式的研究思路，建構起一種“大京派”的視野和體系，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社會與歷史，找到一種超然于這些之上的文化自覺。只有這樣，這些相互牽連、難以分割的文學現(xiàn)象才會在一種整體性的關照中凸顯自己的文化特性，研究者也才能以一種開放性的、流動性的姿態(tài)來看待這些文學形態(tài)之間的歷史延展性和內在精神聯(lián)系，進而拓展京派文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另一方面，中國文學尤其是現(xiàn)當代文學本身的價值內涵決定了“大文學”研究的方向和趨勢。中國文學一直被寄予很多“文學之外”的期待。《史記》《易經》《孫子兵法》《水經注》是文學經典，也是史學記載、哲學探索、軍事兵法、地理考察。特別是進入現(xiàn)代之后，這種傳統(tǒng)并沒有走向衰落和式微，而是更加集中、更加典型地集中在了新文學的身上，對現(xiàn)實社會的介入、對中西文化的吸納、對民族命運的思考，已經作為一種底色、一種根基、一種傳統(tǒng)，影響著中國文學的發(fā)展和走向。這種傳統(tǒng)勢必對我們今天的文學研究提出更高、更復雜的要求。拿“大京派”文學來說，它的起源、流變、興衰，都與京津冀甚至更大范圍內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相關，它在今天及以后又該如何發(fā)展、裂變，更是與當下社會、政策、制度等緊密相連，這是研究者必須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與京津冀協(xié)同發(fā)展一樣，“大京派”文學的建構也必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從文學發(fā)展態(tài)勢來看，這種融合文學、經濟、政治、歷史、生態(tài)、科技等多因素的“大文學”研究勢必成為一種趨勢，而作為“大文學觀”實踐的一種嘗試，“大京派”文學建構值得我們研究與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