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野圭介：龜井昭陽與《楚辭玦》

作者系日本富山大學人文學部教授

日本學者注釋《楚辭》，至江戶時期開始出現。代表者有淺見齋（1652—1711）《楚辭師說》、蘆東山（1696—1776）《楚辭評園》、岡松甕谷（1820—1895）《楚辭考》等。其中以龜井昭陽（1773—1836）《楚辭玦》最富有創(chuàng)見。

龜井昭陽是江戶時期的儒者，筑前福岡（今日本福岡市）人。其父南冥（1743—1814）為江戶時代中期大儒荻生徂來（1666－1728）開創(chuàng)的“萱園學派”儒者，亦是醫(yī)者。南冥1778年（安永七年）被福岡藩提拔為儒醫(yī)，1783年（天明三年）被任命為甘棠館祭酒。甘棠館是福岡藩東西兩所藩校之一，被稱為西學，另一所是東學修猷館。1791年（寬政三年）幕府發(fā)布“寬政異學之禁”，禁止在官立學校講授除朱子學之外的學問，南冥也在1792年（寬政四年）被解除祭酒一職。此事與福岡藩內部的政治斗爭亦有關聯(lián)，南冥自任狂狷，性豪放而事直言，也許是禍端之源。之后開辦私塾培養(yǎng)許多弟子，但在府邸與家塾不幸遭受火災之后，南冥精神日漸消靡，1814年（文化十一年）因新居起火而喪命。著述有《論語語由》《金印辨》等，后者系對福岡郊外志賀島發(fā)現的“漢委（倭）奴國王”金印進行的考證研究。

南冥長子昭陽少注經書諸子，頗顯才華，1792年（寬政四年）繼南冥任甘棠館教導。1798年（寬政十年）甘棠館遭火災化為灰燼之后，又被福岡藩趁機阻撓重建，最終停辦。昭陽繼承父親家塾專心教學與著述，培養(yǎng)了很多弟子。著述除《毛詩考》《左傳纘考》等四書五經的注釋之外，還有賦集《東游賦》等文學作品。

《楚辭玦》以龜井家塾的《楚辭》講義為基礎而著成。田宮昌子《龜井昭陽〈楚辭玦〉解題及〈離騷〉篇定本（附�？保�》（《宮崎公立大學人文學部紀要》2017年第25卷第1號）指出，昭陽日記《空石日記》記載了從1821年（文政三年）3月至4月講授《楚辭》，從1834年（天保五年）至翌年執(zhí)筆《楚辭玦》的情形。據《空石日記》記載，因家塾學生請昭陽講授《楚辭》，所以昭陽向弟子香江道革借《楚辭燈》而徹夜閱讀，翌日開始講授《離騷》，一個月后便講完了《楚辭燈》所收錄的諸篇。不過《遠游》《卜居》《漁父》，雖收錄于《楚辭燈》，但未見講授的記錄，可見昭陽似乎不太重視這三篇。

《楚辭玦》未付梓，只有抄本流傳。京都大學、慶應義塾大學、大阪大學、國士館大學、二松學舍大學的附屬圖書館，九州大學中央圖書館逍遙文庫等均藏抄本。此中，阪大本、國士館本與京大本，黃靈庚主編的“楚辭文獻叢刊”均有收錄。

阿部隆一《龜井南冥昭陽著作書志》（《斯道文庫論集》1979年版）比較慶應本、京大本與阪大本，認為京大本與阪大本屬于同類。朱新林《龜井昭陽的楚辭學成果——以〈楚辭玦〉抄本為中心》（日本“SciencePortal China”網站2015年收錄）認為，慶應本、阪大本、國士館本屬于同一系統(tǒng)，京大本為不同的系統(tǒng)。前述田宮論文及野田雄史《龜井昭陽〈楚辭玦〉解題》（日本文部科學省科研費報告書《江戶、明治時期的〈楚辭〉諸注解題》收錄）詳細比較了以上抄本。田宮根據《離騷》篇題下注的不同，把阪大本、京大本、國士館本列為甲類，把九大本、慶應本、二松本歸為乙類；野田指出國士館本雖與慶應本、九大本系統(tǒng)相異，文字卻屢屢一致，反而京大本與阪大本文字稍遜，因此以慶應本為最佳。

《楚辭玦》未收《惜誓》以下的漢代作品，收錄作品與《楚辭燈》相同。因此，稻畑耕一郎《日本楚辭研究前史述評》（《江漢論壇》1986年第7期）、朱新林《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藏龜井昭陽〈楚辭玦〉寫本考》（《圖書館雜志》，上海市圖書館學會，2012年第7期）等推斷《楚辭燈》是《楚辭玦》的底本。對此，田宮認為以《楚辭燈》為底本而用1750年（寬延三年）莊允益校刊《王注楚辭》進行對校的可能性很大，不過也很難否定以莊允益本為底本的可能性。

龜井昭陽與南冥同屬“萱園學派”�！拜鎴@學派”所主倡的“古文辭學”，取名于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明古文辭派，力主學習秦漢以前的古文措辭而使之成為個人掌中之物，不依注釋直接精讀經文，從而接近圣人之意�！冻�辭玦》注解也基于古文辭學，竹治貞夫《楚辭研究》（風間書房1978年版）指出其特色為“透徹的合理性”“用古代文獻征引確切的證據”，修辭方面也多“確切而銳利”之指摘。書中多見其治學的嚴謹態(tài)度，如竹治貞夫舉《天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四句之例，本是《天問》中最為難解的難題。王逸注前兩句為“該，苞也。秉，持也。父，謂契也。季，末也”，釋為商湯王兼具先王末德而繼承父祖的偉業(yè)，后兩句解為“有扈氏滅夏后相之后，相之遺孤少康為牧正而牧牛羊，終于滅有扈氏，恢復夏朝”。洪興祖《楚辭補注》則把前半與后半連起來，釋為“夏后啟兼具禹的末德，禹善之而與天下，有扈氏嫉妒而欲伐啟，反被啟伐，結果成了牧豎”。朱熹引《補注》之說認為“該”字或是“啟”字之誤，但對此章整體卻言之“未詳”。林云銘《楚辭燈》依《補注》之說提出新解，認為“有扈氏因戰(zhàn)爭疲弊而亡國，其后裔變成了牧豎”。昭陽則說：“自此四章，故事全滅，不可臆說，并闕疑可也。古注斷斷支離，林氏亦鑿，而曰無疑可闕，咄將以誰欺乎？朱子皆曰未詳，是真實無妄。”王逸自不必說，連《楚辭燈》之說也不取，支持朱子卻不取“該”為“啟”之說。后來，王國維把“該”斷為見于殷墟卜辭的王亥，至今已成定說。昭陽在此之前便已看破舊說失諸正鵠，別具只眼，令人驚嘆。

令人遺憾的是，《楚辭玦》并未全面完成。盡管如此，作為匯集日本儒者獨特見解不可多得的《楚辭》注釋，作為了解日本江戶時期《楚辭》教學的原始文獻，龜井昭陽《楚辭玦》的價值彌足珍貴�！冻�辭玦》今已收入黃靈庚先生主編的“楚辭要籍叢刊”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是第一次以整理方式在中國面世，相信會受到中國學者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