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時間與現代歷史意識的重建

何謂歷史時間

歷史時間是當前西方史學理論界的一個熱點問題，也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關注和討論。歷史時間（historical time），不能按字面理解為是對時間的歷史研究，即將時間這一概念置于歷時性的脈絡中，考察其形成、發展與演變；也不是對時間進行共時性研究，即探究不同地區或文化傳統對時間的不同理解；同樣不是對時間進行歷史社會學或社會史的研究，如分析時間的社會內涵、時間與權力之間的關系，等等。所謂的歷史時間，主要是研究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三種時間向度之間的關系，以及這些相互關系背后所體現出的歷史意識的變化。

一般認為，“歷史時間”這一問題主要由德國歷史學家萊因哈特·科塞勒克提出。雖然科塞勒克并沒有為歷史時間下一個確切的定義，但從其多篇涉及這一問題的論文中可以看出，歷史時間就是指過去與未來之間的變動關系。科塞勒克在其文集《過去之未來：歷史時間的語義學》中指出，他要考察的主要問題是“在一個既定的當下，過去與未來的時間維度是如何發生聯系的？它涉及這樣一個假設，即在區分過去與未來，或者（人類學意義上的）經驗和期待時，有可能把握像歷史時間這樣的東西”。

為此，科塞勒克提出了“經驗空間”和“期待視域”這兩個概念，用于分析過去與未來之間的關系。科塞勒克認為，經驗空間代表了過去，期待視域則指向未來。在現代社會之前，人類的經驗空間處于連續性的狀態中，過去不僅是現在的參照物，更為應對未來提供了方法和范例。未來因而是既定的、可知的，人們對之不會再有過多的期待。但是自18世紀以降，以法國大革命為代表的一系列事件持續沖擊著這種以過去為中心的時間體制，過去的經驗對現在和未來不再有指導意義，人們將希望和期待都投射到一個新的未來之上。過去的經驗空間和未來的期待視域由此發生了斷裂，而歷史時間即誕生于這種斷裂之中，它指向了未來，代表了一種以未來為導向的時間意識。

受科塞勒克的影響，法國歷史學家弗朗索瓦·阿爾托格提出了“歷史性的體制”這一概念，試圖厘清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在阿爾托格看來，歷史性的體制指的是人們生活于其中且服從于它的強大的時間秩序，分為古代的、現代的和當下的三種類型。其中，古代的歷史性體制以過去為導向，對應的是科塞勒克所說的“經驗空間”；現代的歷史性體制以未來為導向，從中產生出了“期待視域”。阿爾托格對科塞勒克“歷史時間”理論的推進之處在于，一方面創造性地提出了“當下的歷史性體制”這一概念，并用“當下主義”加以概括，即當下取代了過去和未來，成為人們行動的唯一的參照系，構成了人們今天的時間經驗；另一方面對每一種時間體制的不足都有所反思，既不希望人們沉浸于過去的經驗，也不希望人們停留在當下而駐足不前，更不希望人們只注重發展而忽視了它的可持續性。相反，他希望人們去協調不同時間體制的關系，找到一個可行的方案。

歷史時間與歷史意識

科塞勒克“歷史時間”概念的背后，體現的其實是歷史意識的變化。正如科塞勒克指出的，期待視域的出現，意味著對經驗空間亦即對過去的拋棄，這顯然是一種典型的現代歷史意識，它以進步主義和未來主義為特征。進步主義表達了今勝于昔的強烈信念，而未來主義則是進步主義在邏輯上的必然結果，它強調對一切價值的判斷和重估都要以未來為導向。也就是說，無論過去和現在如何，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才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

對現代歷史意識來說，過去與現在的分離是其產生的前提，也是人們得以擺脫歷史的重負，面對未來的先決條件。科塞勒克以經驗空間的失效，說明了過去與現在的斷裂，但更多地側重于個體或集體的日常經驗。阿爾托格則不同，他從政治事件入手，強調了社會秩序的變動給人們的時間體驗帶來的巨大沖擊。阿爾托格將法國大革命視為現代的歷史性體制的開端，原因就在于法國大革命在革故鼎新方面史無前例的特征。他特別以夏多布里昂這樣的保皇派為例，分析了法國大革命所造成的時代斷裂感。

1793年，流亡倫敦的夏多布里昂開始創作其處女作《試論古今革命》，試圖將法國大革命與歐洲歷史上的諸多革命進行平行對比，進而證明“日光之下，并無新事”這一古訓的正確性，即法國大革命并非“史無前例”，它的人物和特點都是古今革命的再現。然而，夏多布里昂在寫作過程中卻深刻體會到，革命事態發展之迅猛、變動之劇烈，是以往任何經驗都無法認知和把握的：“常常，晚上就要把白天的草稿涂掉：事件跑得比我的筆迅速；突然一個革命讓我所有的對照都變成謬誤。”夏多布里昂意識到，法國大革命已經催生出一個與舊有的時間關系沖突不斷的時代，這是一種無法逆轉的現代時間秩序。

如果說現代的歷史性體制對應的是現代歷史意識，那么當下的歷史性體制——阿爾托格將1989年柏林墻的倒塌視為其開端——則可以接續二戰以來在歐洲逐漸興起的后現代歷史意識。1989年之后，冷戰所鑄造的世界格局消失，新自由主義的一支獨大似乎宣告了歷史的“終結”。然而，新的國際秩序給人們帶來的卻是一種更加強烈的不確定性。一方面，意識形態之爭讓位于文明之間的沖突；另一方面，文明內部的沖突——族裔之間、文化之間——也在加劇。以往那種將人歸屬于某種群體的情感和認同消失了，代之以個體性的張揚，而這種個體性在以滿足自我為目的的消費主義中達到頂峰。與此同時，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在加速發展，它創造出一個急速膨脹的當下，占據了人們生活的全部。在當下的歷史性體制中，關于時間的體驗是即時性的，一切事物都處于轉瞬即逝的狀態中，再無永恒的價值。甚至人們的歷史意識，也呈現出后現代主義的碎片化特征。對此，阿爾托格提出了強烈批評，認為當下主義的自我封閉和短視關閉了未來。

超越當下主義與現代歷史意識的重建

關于當下主義，阿爾托格有過一個形象的比喻：由于時間被極大地壓縮，一分半鐘的話題可以涵蓋三十年的歷史。正是因為如此，在當下主義的時間經驗中，人們對過去和未來都不再感興趣，只專注于當下。其結果是，人類的一切活動與行為都以當下的價值來衡量，而與未來無關。當下主義的這一弊端，在近年來生態危機和環境惡化等對全人類造成威脅的問題前，顯得尤為嚴重。因為對環境和生態的消耗，完全是一種只顧眼前利益，透支人類未來的表現。

而與當下主義相伴隨的，是一種力圖重新回到過去的歷史意識的悄然復興，近年來全球范圍內民粹主義的回潮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民粹主義排斥全球化，強調民族利益優先，它期望回到過去，回到一個國家歷史上最強大的時期。這種以過去為導向的歷史意識的再次出現，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當下主義的不滿和挑戰，但卻采取了一種極端的方式。

今天，在當下主義和重新回到過去的歷史意識的雙重夾擊下，人類面臨著諸多問題。而要解決這些問題，人們既不能沉湎于當下，也要避免重新回到過去。在某種意義上，重塑現代的歷史性體制或者以未來為導向的歷史時間意識依然有其價值。因為只有以未來為坐標，人類的歷史才會有既定的方向感，人們才得以在這種以未來為導向的時間框架中，有效地思考重大議題，解除那些困擾人類已久的不確定性。

當然，對現代歷史意識的重建，需要我們同時考量過去、當下和未來這三種時間向度，并在三者之間達成一種微妙的平衡，而不是僅僅以某種時間向度為重。唯有此，人們才能兼顧經驗（過去）、期待（未來）和利益（當下）的合理性，從而使人類通向未來之路，人類創造歷史的過程，更具開放性和多樣性。而這一點，或許正是歷史時間之于實踐中的歷史學家的最大價值。

（作者：張旭鵬，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