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要再說中國沒有解剖學，中國有解剖學，但是中國不是在尸體上做解剖，而是活體上動態的內觀解剖學。這才是中國文化的根本，中國文化以人為本的精神也是內觀，我們中醫不是對外，而是對內、對人類自身的學問。

近代西方文化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那時候說東學西漸，現在又出現新的東學西漸的潮流，雖然還不是那么明顯，但是我們有責任把中國文化的精神弘揚起來、傳播出去，來彌補當今社會對于物欲的過度追求造成的精神空虛。

中國文化永遠是多元并包的，儒家是講擔當的，有自覺的社會責任感；道家的思想是看得開，與自然融為一體，知足者常樂。荀子就講到務必使“欲不窮乎物，物不屈于欲”。人是萬物之靈，有主動性、能動性，所以人更要自覺自律，不能讓自己的欲望無限擴大。

我們需要振興中國文化的靈魂

我對于中國文化感覺有擔當的責任，是因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有幾件事情對我觸動很大。其中有一件很小的事情，有一個歐洲瑞士的留學生在我們這兒學中醫，有一天他跑到我這里來跟我講，他說我來了一年了，很多講中醫的老師還用西醫的理念來詮釋中醫的很多觀點。我覺得里面問題很多，我知道中醫跟中國哲學關系很密切，我能不能來聽聽您的中國哲學？這給了我很大的觸動，我說我歡迎你來，歡迎你來我們這兒聽中國哲學。但是我馬上又感覺到，當時我們也是用西方理論框架來詮釋中國哲學。我就跟他講，你也別抱太大希望，因為我們現在也是以西方哲學架構來講中國哲學，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思想，就是認為一部哲學史就是一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斗爭的歷史，是唯物主義不斷戰勝唯心主義的歷史。比如我們講存在第一性、思維第二性，這就完全背離了中國文化中“心物一元”“對立統一”的傳統，中國文化不存在誰第一誰第二。王陽明認為，當我們去看山中花的時候，山中的花和我的心，“一時明白起來”，二者不是對立的，而應該是統一的。中國哲學不去討論心和物誰先誰后的問題，而是討論心物在一起的時候是什么意義，心是什么、物是什么；不在一起的時候，心又是什么、物又是什么。這才是中國的哲學。

這也就讓我想起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因為我同時研究中國近代哲學史，1935年中國有十位教授聯名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宣言第一句就說“在文化領域里，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我后來看到這個宣言時觸動很大，但是還沒有那么深刻。到了八十年代，當這位留學生希望來聽我的中國哲學，以更深刻地理解中醫、理解中國文化的整體性的時候，我當時就感到中國文化的問題不僅有我們對它的否定，而且我們已經潛移默化地用西方理論框架來構建我們的傳統哲學、傳統文化，我們的傳統文化、傳統哲學已經失去了它最原本的精神。這一點對我觸動很大，我覺得我們需要振興中國文化的靈魂，要擔當起這樣一個責任來。

文化交流是多元文化的交流

八十年代還有一個事情對我觸動也很大，應該說當時全世界有一個文化討論熱，由于世界經濟全球化，世界變成地球村，強勢國家文化對于弱勢國家文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很多地方的文化在迅速消亡。這個時候就出現了關于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問題。我們經過了“文革”以后，社會中的很多文化傳統、習俗都在慢慢消失。當時我就看到有人說，我們要向國際看齊、要世界化。有人說越是民族的越具有世界意義，這類觀點對我的觸動很大。我們要跟世界交流，必須要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找到自己文化的主體，這樣才能夠跟世界不同文化交流。當時我就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想法，我們必須要重新樹立起文化的主體意識。只有樹立起自己的文化主體意識，才能更好地跟世界文化交流，才能更好地吸取世界文化優秀的東西。如果沒有文化主體意識，我們就看不到自己文化的長處和短處，也看不到世界文化的長處和短處，也不知道怎么取長補短。文化交流是多元文化的交流，如果是單一的文化就會停滯發展，沒有發展前途。

文化傳播上的兩個不平衡問題嚴重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我寫過一篇文章——《對于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建構的思考》，總結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一些問題。我覺得文化傳播上的兩個不平衡問題嚴重。一個是西方文化傳播的比重遠遠超過了中國文化傳播的比重。年輕人知道很多西方文化的歷史、知識，而欠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我常常舉一個例子，歷史上兩位同年去世的世界性戲劇家，一位是英國的莎士比亞，一位是中國的湯顯祖，同時在二十世紀被評為世界文化名人。但是我問了很多中國年輕人，他們都知道莎士比亞，也知道莎士比亞的劇作，但是竟然沒有人知道湯顯祖，更不要說他的《牡丹亭》了。這對我來說，可以說是很大的一個傷害，中國人連自己的傳統文化都不了解。所以我發現在二十世紀中西文化傳播失衡的問題很嚴重。

再一個是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的失衡。二十世紀我們過分強調科技文化，大家不關注人文文化，以至于認為學習人文學科的學生都是成績差的，都是沒有出息的、沒有志氣的。所以我這篇文章中就希望在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建構中，能夠把這兩個不平衡調整過來。第一步，能不能讓西方文化的傳播跟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達到一個平衡。如果再進一步，那就是要求把對中國文化的傳播高于對西方文化的傳播，這并不是排斥，而是有我們自己的文化主體意識。同樣，中國文化的根本特質是以人為本，人文文化更重要的是對于社會、對于科技的引導作用、指導作用。我也希望在二十一世紀能夠把人文文化的傳播、教育逐漸地提升到跟科技文化的傳播、教育同樣重要的地位。再進一步，希望人文文化的教育、傳播能夠稍高于科技文化的教育和傳播。

今天，二十一世紀已經過去二十年，我也希望大家思考思考、觀察觀察，這樣的局面是否有所轉變。某些領域中，我認為已經有很大的轉變，確實越來越重視中國傳統文化，也越來越重視我們的人文文化。在另一些領域，這種不平衡還是沒有被改變，還是沒有能夠達到我那篇文章中的理想狀態，所以我很憂慮。我在一個系列講座中談到傳統文化中的根源性典籍，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靠我們的創新，而是靠我們不斷地對經典的傳承和發揮，我們要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了千年的最根本性的典籍。然后介紹中國文化的主體，儒、道、佛三方面。我也看到在中國文化中有道藝并重的傳統，道和藝有著密切不可分的關系，我們都是用道來統藝，由藝來臻道，這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特征，它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精神，體現了中國文人、藝術家的社會責任和社會擔當。

中國文化是動態的文化，不是靜止的文化

中國的醫學既是人文的又是科技的，它是對中國文化的踐行。很多人認為中醫不科學，因為它沒有生理解剖的基礎。但是中國文化是動態的文化，不是靜止的文化，不是簡單靠推理做靜態分析的。一個尸體的五臟六腑是互不關聯的，中醫秉承中國傳統文化根本精神，它是動態地了解人的生理機能。在一個活人身上，不可能心是心、肺是肺、胃是胃，各個器官不可能互不關聯，心肺腸胃是互相關聯的整體。有個病叫“肺心病”，所謂“肺心病”是心臟問題有可能影響肺，肺的問題有可能影響心臟，這就是因為我們是整體性動態性地觀察人的身體，臟腑并不是靜態的、分離的。所以我們不要再說中國沒有解剖學，中國有解剖學，但是中國不是在尸體上做解剖，而是活體上動態的內觀解剖學。這才是中國文化的根本，中國文化以人為本的精神也是內觀，我們中醫不是對外，而是對內、對人類自身的學問。

人必須知道自己應該做什么，這才是文明，這才是文化

我們現在再看世界的發展，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以人為本的精神特質，對于現在世界上的很多問題都是一劑良藥，是世界文化的一個重要補充。歐洲啟蒙運動高舉人本主義大旗、讓人從神的腳下站起來，這是受到中國人本主義、人文精神的影響，幫助人成為一個理性的獨立自主的人，這也促使了啟蒙運動以后近代社會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而現在人們又陷于物欲的束縛，在科技和物質面前失去了自我。現在最重要的是幫助人們從物質的奴役中解放出來。近代西方文化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那時候說東學西漸，現在又出現新的東學西漸的潮流，雖然還不是那么明顯，但是我們有責任把中國文化的精神弘揚起來、傳播出去，來彌補當今社會對于物欲的過度追求造成的精神空虛。

中國文化永遠是多元并包的，儒家是講擔當的，有自覺的社會責任感；道家的思想是看得開，與自然融為一體，知足者常樂。荀子就講到務必使“欲不窮乎物，物不屈于欲”。人是萬物之靈，有主動性、能動性，所以人更要自覺自律，不能讓自己的欲望無限擴大。中國人文精神的根本體現就是人的自覺和自知，不能為了追求物欲忘了自己應該干什么。人必須知道自己應該做什么，這才是文明，這才是文化。儒家是敢擔當，道家是知足看得開，佛家是不執著放得下。這三種思想配合，是非常和諧的，既敢擔當，又能看得開、放得下。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首先把中國文化在我們自己國內發展起來，讓我們的國民都能在生活中體現出中國文化。我們的“一帶一路”是經貿交流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因為客觀上在經貿交流的過程中，各國把自己的文化通過自己的生活、衣食住行、言行舉止、為人處世方式傳播出去了。所以文化更重要的是通過我們身體力行去傳播，而不是單單靠講道理。如果我們不說中國話、不穿中國衣服，怎么去傳播中國文化？必須把它落實到我們生活的時時處處中，身體力行才可以把我們的文化傳播出去。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