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初，對人類社會危害極大的流感病毒不期而至，造成迄今為止最為嚴重的國際性公共衛生事件。保守估計，此次流感造成當時全球約1/3的人口感染，數千萬民眾死亡，不論是人口稠密的亞洲、歐洲、非洲國家，還是人跡罕至的美洲、大洋洲等偏僻部落，都未能幸免，是有史以來致病與致死人數最多的單次流行性傳染病。本文試圖從公共衛生管理角度，對各國及國際社會應對1918年大流感疫情不力的經驗教訓予以總結。

據可靠證據顯示，在1918年1月，美國堪薩斯州哈斯克爾縣的醫生邁納博士發現了一種新型流感病毒，醫學界無法認知，對人體健康威脅極大，現有藥物及治療方式也全然無效。此時美國剛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不久，練兵軍營眾多，堪薩斯州的福斯頓軍營是全國第二大軍營，有包括哈斯克爾縣人士的56000名士兵。3月4日，軍營中暴發流感，三周之內，有1100名被感染的士兵病情嚴重，必須送往醫院治療，還有幾千人需接受醫務室處理。但是，當時政府未能提高警戒，營地士兵還是不斷被調派到歐洲戰場。4月初，在美軍登陸處的法國布雷斯特地區也出現流感疫情。4月中下旬，英軍與德軍相繼暴發流感，之后逐漸傳播至歐洲諸國與其他地區，但此時流感導致的危重病例較少。8月以后，流感疫情惡化，各國出現的危重病例越來越多，美軍登陸地布雷斯特成為重災區。9月到12月，歐洲共有600萬感染者死去，美國10月份的死亡人數達20萬。這引起各國政府高度重視，開始陸續隔離傳染源，關閉學校、電影院、舞廳等公共場所，西雅圖等城市甚至拒絕未戴口罩的乘客乘車。在嚴格管控下，大流感疫情于1919年漸趨消退。但因各地管控措施力度不一，許多地方疫情反復，澳大利亞持續至1919年底，加拿大到1921年還存在流感疫情。

1918年大流感持續時間久，波及范圍大，危害性極高。因當時統計數據不全，粗略估計，此次大流感導致的全球死亡人數約在四五千萬到一億之間，而當時世界總人口也僅有約18億。而且，流感致死的主要人群是20-40歲的青壯年，尤其集中于25-35歲的青年人，他們大都是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當時正值一戰的最后階段，大量青壯年的死亡直接導致許多國家的候補兵源嚴重不足，后勤補給也面臨著勞動力緊缺的威脅。

1918年大流感之所以波及全球，危害巨大，除醫學界對流感病毒的認知與應對能力不足等因素外，與各國公共衛生管理嚴重缺位緊密相關。在公共衛生管理方面，英國政府原本是極為重視的，1848年就頒布了《公共衛生法》，構筑起系統完備的公共衛生管理制度，在衛生管理的人員配置、技術使用、法律保障、財政支持、地方與中央權力協調等領域積累了豐富經驗。但是，一戰爆發后，為滿足戰備需要，英政府臨時創設的“戰時機制”徹底改變了此前的公共衛生管理制度框架，使其難以發揮作用，從而導致大流感來襲后國家的衛生管理體系無力應對。在這種情況下，英國統治下的歐亞非等人口稠密地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廣人稀區域也都遭受大流感反復蹂躪，僅南亞地區就造成兩千多萬人的死亡。隨著這些殖民地國家民眾普遍接受英國動員參與一戰，加上當時飛機、輪船、動力機車等交通工具的改進與使用，都加速了流感傳播，造成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在美國，盡管較早發現流感疫情的邁納醫生已于1918年上半年提出“嚴重型流感”的警告，但政府仍疏于管控，未能及時隔離患者，阻斷傳染源，反而應允英法盟國的增兵請求，調派福斯特、派克、德文斯軍營等流感重災區將士前往歐洲作戰，致使病毒在國內外四處蔓延。法德等歐陸國家是一戰最為慘烈的主戰場所在地，其惡劣的戰地環境更是促進了流感疫情的傳播。

與此同時，各交戰國也因戰爭敵對關系，導致疫情防控信息交流極為不暢，使得應對流感的公共衛生管理國際化體系難以形成。經歷了這場災難后，世界各國心生懼意，認識到國際社會協作應對公共衛生危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鑒于此，1920年，英法主導下的國際性組織——國際聯盟特別添設了國際衛生組織作為其附屬機構，針對疫病擴散等全球性公共衛生問題予以管控防治，為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的創建奠定了基礎。

各國因戰備需要而對流感疫情隱瞞遮蔽，也使得民眾警惕性下降，相關隔離防疫舉措嚴重滯后，從而加速了流感傳播。此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決勝階段，各國政府都集中精力，進行最后的戰爭準備，尤其注重提升士氣，為此不惜嚴格審查傳媒與出版物，禁止民眾知曉大流感在本國擴散傳播的信息，以防民心恐慌、國家動亂，予敵對勢力可乘之機。大流感集中暴發的主要歐美參戰國為不影響戰局，大都實施媒體管制，禁止進行致命性流感病毒廣為蔓延、難以治愈等內容的報道。英國在疫情猛烈時還有醫學刊物公開宣稱“流感已全然消失”。與那些參戰國相比，西班牙作為一戰中立國，沒有那么多顧忌，疫情發布相對公開透明，敢于在報紙上發布病情實況，使得此次大流感被冠以“西班牙大流感”之名。實際上，直到1918年5月，西班牙的流感病例都極少。

1918年大流感是人類歷史上致病、致死人數最多的公共衛生事件，各國及國際社會在公共衛生管理方面應對不力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深思。

首先，1918年大流感病毒成分極為復雜、至今仍未能完全解讀的事實，使我們認識到，人類世界的生存和發展始終與病毒、細菌等微生物共存演進，且某些導致大流感、非典型肺炎等疫病的病毒是人類在短時期內很難準確認知、無法予以完全消滅的，只能采取強制隔離等措施，待其慢慢消退。這就需要各國政府本著對國際社會公共衛生安全高度負責的態度，充分動員國家力量，執行嚴格有序的隔離防疫政策，構筑并維護好體系完備的公共衛生管理制度，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危害，保障廣大民眾的身心健康與社會的穩定發展。

其次，1918年大流感疫情的反復持續也告訴我們：在世界各國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針對任何有可能出現疫情災難的苗頭，各國政府都要保持足夠警惕，不可心存僥幸，認為病毒毒性輕微、偏于一隅或在某個時間段內危害不大就可以放松管控，要為其后來的變異發展與毒性提升未雨綢繆。而在疫情的具體防控上，更要有國際視野，及時向國內外公開發布疫情狀況，強化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溝通聯系，構筑國際化的公共衛生管控體系，同時注意防范與打擊謠言傳布和其他任何不利于疫情管控的行為舉措，精準隔離所有可能攜帶傳染性病毒的疑似感染人群，直至疫病消除。

（作者：王廣坤，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