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追溯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不難發現，人類始終與病毒、細菌等微生物共存演進，與各種疫病的對抗早在千百年前就已拉開了序幕。正如著名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一書中所言，疫病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從史前時代至今，疫病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一個個歷史轉折的重要推手，也為人們認識世界歷史提供了新的視角。疫病如何改變人類歷史？人類在與疫病對抗的過程中，積累了哪些經驗教訓？本期刊發的文章分別聚焦歐洲歷史上的黑死病、16-17世紀的英國鼠疫以及1918年全球大流感，介紹這些疫病的概況、傳播及其防治，以期為人類戰勝疫病提供歷史經驗。

在人類瘟疫史上，沒有哪一次比黑死病更讓人談之色變。14世紀中葉，這場瘟疫游走于亞、非、歐三大洲，帶走了無數生命，留下了無窮的哀痛。其中，西歐社會受損尤甚，也留下了大量的相關文獻，讓我們可以一窺當時的慘狀。反思黑死病期間西歐社會的傷痛與希望，有助于我們直面當下的疫情及防治。

“黑死病”這一名字并非專業的醫學術語，是人們對14世紀這場瘟疫約定俗成的稱謂。關于其病因，當時的人們未能進行科學的考察，直到1894年鼠疫病原體被發現后，才將黑死病與鼠疫聯系起來。近年來，德國生物學家布拉曼蒂等人通過生物考古學的研究，進一步證明黑死病是由鼠疫桿菌引起的。鼠疫是一種自然疫源性的傳染病，而西歐并無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存在，故而對于西歐人來說，黑死病是一種外來的瘟疫。綜合美國歷史學家道斯、英國歷史學家齊格勒、法國歷史學家拉迪里和挪威歷史學家本尼迪克托等學者的研究，我們大致歸納出了黑死病的傳播史。鼠疫自然疫源地主要存在于廣袤的中亞地區。13世紀前后，“小冰川期”逐漸降臨，破壞了疫源地的穩定性，加之游牧民族的遷徙，致使鼠疫通過嚙齒類動物和跳蚤在人群中發生。蒙古帝國在歐亞大陸的擴張，則使得這種疾病迅速蔓延開來。1345-1346年，在金帳汗國的一些主要城市，如薩賴及阿斯特拉罕等地發生瘟疫。之后沿著商路，瘟疫不僅經由克里米亞向西傳播，而且沿里海西岸向南傳播。1347年，瘟疫傳到了意大利，接下來便在西歐四處出擊，到1349年“征服”了整個西歐，直到1351年底1352年初才逐步消退。

黑死病為什么會在西歐肆虐？英國細菌學家施魯斯伯里和挪威歷史學家本尼迪克托等學者從鼠、蚤、人的共存環境及傳播關系方面做出了考察。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可進一步從傳染源、傳播途徑和易感人群三方面來看待這個問題。人類對鼠疫桿菌普遍易感，加上可傳播病菌的鼠類及其他野生、家養動物大量存在，但更重要的是與聚落環境有關。當時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建筑材料都很簡陋，多以土、木、草等建成，鼠、蚤大量滋生；居住空間逼仄，人群聚集度高，人、畜、禽混雜，這些使得鼠疫一旦傳入，即可迅速傳播。另外，無論是在聚落內部，還是聚落與聚落之間，都有大量的交往活動或集體行為，如勞作、商貿和宗教聚會等，往來于病榻前的教士、醫生和行政官員，更是有可能扮演了“超級傳播者”的角色。遠程的商業、戰爭和朝圣網絡，則讓瘟疫隨著船只、馬車和長途跋涉的行人傳播到各地。事實上，位于交通要道上的城市，死亡率也的確較偏遠地區高。

據估計，黑死病在整個歐洲的死亡率約為1/3。冰冷的數字背后，是痛徹心扉的生死別離。有人因痛苦而失去了理智；有人因恐慌而瘋狂，他們四處尋找替罪羊，指控瘟疫的暴發源自猶太人的投毒，于是將很多猶太人投入火中燒死。接受了現實的人則變得無情而麻木，史書中有大量親人相互遺棄、死者孤單離世的記載；幸存的人突然擁有了更多的財富，卻又陷入了縱情享樂和由此引起的紛爭中。

即便如此，在暴虐的瘟疫面前，人們并沒有束手就擒，各個階層都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應急措施，維持了社會的基本運轉。

隨著瘟疫的蔓延，在一些尚未受波及的國家或地區，有的世俗權力和教會已經開始有了預警和預防措施。受到天譴論的影響，黑死病在英國暴發伊始，國王愛德華三世便要求坎特伯雷主教在教省內組織祈禱，以避免“上帝的懲罰”。做出類似諭令的還有瑞典國王馬格努斯二世，為了避免瘟疫從挪威和荷蘭傳入，他要求人們進行宗教禁食和游行等活動。也有地方做出了更加科學的預防工作。如齊格勒認為，意大利皮斯托亞城“提供了一份當局為保護市民而做出努力……的異常清晰的圖景”。1348年5月，面臨周邊地區的瘟疫威脅，皮斯托亞頒發了長篇瘟疫防治法規，從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出了規定，如限制貿易往來、嚴格尸體處理標準、規定葬禮規模、加強城市衛生管理等。其中隔離的條款令人印象深刻。“皮斯托亞的任何市民或居住人口，不管他們從哪里來，處于哪種情勢、身份或地區，一律不得前往或嘗試前往比薩或盧卡。也不允許有人從這些地方來到皮斯托亞”。而他的研究也表明，當瘟疫蔓延開來后，各地采取了更多的隔離或衛生措施，如米蘭、佛羅倫薩和卡塔尼亞等城市都采取了與皮斯托亞類似的舉措，的確對延緩瘟疫的暴發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面對已發生的瘟疫，世俗政府和教會的重點是照護病患、處理亡者。在法國，國王菲利普六世要求巴黎大學醫學部對這場瘟疫做出解釋，并給出建議。后者在1348年10月6日提交報告，對黑死病進行了占星醫學的解釋，并提出了若干醫學防治建議。而據美國歷史學家舍科的研究，在西班牙的阿拉貢王國，國王佩德羅四世整頓了醫師隊伍，把濫竽充數者清理出去。很多病患難免不治，根據基督教社會的傳統，他們臨終前通常要立下遺囑，并接受教士主持的圣事。由于死亡人數太多，教士有限，因此教會“特事特辦”，在特定時間內為所有在瘟疫中死去的人舉行“全面赦罪”，并放寬了各種懺悔的條件，簡化了相關程序。

逝者已去，幸存者的生活還要繼續。如上所述，當時出現不少社會問題，世俗政權和教會為此采取了一系列穩定社會秩序的措施。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對社會不安定因素進行干預。有學者研究表明，黑死病期間，發生了350多次對猶太人的屠殺，200余個猶太人社區被消滅。所以，教皇多次發布諭令，對猶太人加以保護，此舉也得到了一些世俗政權的支持，如阿拉貢國王佩德羅四世以及科隆的地方官員等對猶太人采取保護措施。與屠殺猶太人緊密相關的還有鞭笞者運動。因為屠殺猶太人的往往是狂熱的自我鞭笞者，教俗政權同樣攜手壓制了鞭笞者運動的發展。

穩定社會秩序的另一重要表現是整頓勞動力市場，保障生產。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勞動力資源變得緊缺，幸存的勞動力往往待價而沽，要求更高的酬勞，否則便拒絕勞作，所以存在土地拋荒和手工業工場停產的危險。針對這一情況，英國、法國、西班牙各國的國王政府和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國紛紛制定勞工立法，采取強制措施限制雇工工資，違令者將被處以監禁等重罰。教會之中亦有類似舉措，即頒布教士薪酬法規來保證其履行職責。世俗政權的各類社會治理活動總體也并未中止。歷史學家加斯奎特給出了很多材料，表明英國各地的莊園法庭依舊召開，處理了大量因人口死亡導致的財產糾紛問題；王室也減免了一些受損嚴重地區的賦稅，同時還積極支持教會授予新圣職。舍科的研究表明，在黑死病期間，佩德羅四世采取了大量措施，來整頓阿拉貢地區的各類暴力犯罪問題。

黑死病給人們帶來了無盡的傷痛，但時人并未放棄抵抗，而是盡自己所能去應對各種危局，這才是傷痛背后最大的希望。當然，歐洲各國在面對黑死病時所采取的一系列舉措，存在著地區差異，初衷也未必僅為應對疫情，效果不盡一致，且很多主張并不符合現代防疫的標準。但正如不少學者所認為的那樣，黑死病是人類重大傳染病防治歷程中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后，人們在總結防疫斗爭的經驗與教訓基礎上，疫病認知水平不斷提高，醫學行業配置逐步優化，而經濟社會的發展則為公共衛生事業的進步提供了越來越堅實的基礎。

（作者：李化成，系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