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崛起于吳門的貴潘家族，科第簪纓，累世高名。貴潘詩人在一族之內自相師友，培植共同的詩學趣味，其家族的“崇唐”詩風有著越發趨近于歌詠太平的貴族化傾向。不過，家族并不是封閉的集群，在一定程度上，時代潮流、師友資源、個人際遇等異類元素都會通過各種通道來影響貴潘族人的詩歌創作，從而使得貴潘家族在延續其“崇唐”詩風的同時，又呈現出某種新變。關乎此點，作為貴潘詩學代表人物的潘曾沂在其詩集《閉門集》中所呈現的“由唐轉宋”的詩風變容便是明證，這一變容不僅在貴潘家族詩學中深具別趣，更有著響應道咸詩壇“宗宋”詩風與引領吳門詩風“由唐轉宋”的多重意義。

潘曾沂（1792—1852），初名遵沂，改名曾沂，字功甫，號小浮山人。其父即清乾隆癸丑科狀元、工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潘世恩。潘曾沂詩才早露，弱冠得名，且一生耽于吟詠。檢其早年詩作可知，其詩學晚唐，且得溫李之神，如從他的《功甫小集》中所選早年詩作《蛺蝶行》《芳樹》《烏棲曲》《靜夜思》《玉階怨》《春江花月夜》等來看，儼然溫李之后聲。如《春江花月夜》：“琵琶弦，琥珀杯，翡幬翠幄往復來。珠履颯沓臨高臺，臨高臺，望江水，春花惱殺人，春月圓如此。候館歌殘金縷衣，遙天盼斷云藍紙，別有含情江上樓。罘罳窗下控簾鉤，鸚鵡話闌春寂寂，鴛鴦飛盡水悠悠。誰家簫管紅闌里，蘭膏明燭輝羅綺，只有江頭潮信準，照徹離愁一千里。”但是考察潘曾沂詩集，特別是他中年的《閉門集》時，我們發現他詩風大變，可謂盡棄早年“宗唐”門庭而一味“佞宋”，是何緣由使得潘曾沂前后詩道如此異殊呢？關乎此點，其弟潘曾瑩序其《閉門集》時曾給出部分解釋：“兄論詩文皆以性情為主，杜牧所謂意全勝者詞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詞愈華而文愈鄙。每以此二語相切礪。幼年所作已簡老有體法，后乃自悔，不復示人，而格律愈進。五試禮部不售，而杜門謝客，絕不干預外事，蒔花種竹，吟詠自適……蓋兄家居二十余年終日鍵戶，惟一童子應門，過者有相府深山之語，所作詩文多窈渺之致，讀者每不能解，而時時以民物為念，又托為淺近易曉之言以勸喻鄉里，其用心固有在筆墨之外者矣。”潘曾瑩在序中提示潘曾沂詩學前后異趣處有兩者：一是他五試禮部不售，而杜門謝客，二是他后乃自悔其少作，遂去其少作不復示人。從時間前后看，自悔少作當在五試禮部不售之后，有這樣的提示，我們可以考察一下潘曾沂的仕途情況，這或許會幫助我們理解他的詩學變化。潘曾沂身出高華之第，雅負雋才，翩翩裘馬之間，仕進本應是較為通順，而實際又如何呢？潘曾沂少年得志，二十六歲中舉，此后就一直蹭蹬闈屋，襟懷難開。嘉慶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連考三次進士未得中式，嘉慶二十五年，其父潘世恩為他在京師報捐中書，算是偏門而入，此后四年內，他五試禮部均不售，其挫翮鎩羽之痛，可謂甚矣！高門華第的“才名企許”，使得他“屢敗屢戰”，而漫長的科場摧折，最終使得他的“才名企許”轉變成“才名焦慮”，五次場考不售，促使潘曾沂開始反省這種“才名”之累，最終，三十三歲的他掛帆南下，結束了抑郁失意的京華之旅。以輔相之子居京四載，五應禮部不中而失意南歸，這無疑是潘曾沂人生態度轉變的一個關捩。隨后他深居簡出，閉門思過，詩作集成亦名《閉門集》。再者則是對為詩之道的反省。吳嘉洤在《功甫小集序》中云“潘功甫舍人向刻有《功甫小集》傳播藝林，后悔其少作，悉毀其板。故世少傳本”，《閉門集》中亦有“綺語刪除逐漸無”這樣的詩句，這些都足以反映潘氏開始拋棄年少時所宗的唐音，以緣情為先導的詩風發生了裂變，玲瓏興象與風月水花的詠嘆逐漸讓位于以心觀物的內在體驗和以理馭詩的客觀審察，玄思與道學見漲，由此產生“詩在江湖悔少年”的反應也是自然。

潘曾沂歸里后詩作之祈向，徐世昌在《晚晴簃詩話》中曾有言及：“功甫少負異才，淡于榮利。壯歲即謝職歸，杜門學道，自稱前身為僧。詩初近樊榭，以幽秀為宗。繼放之為東坡、誠齋，生秀又近姜白石。”徐氏所言他法樊榭，步東坡、誠齋的這條“宗宋”詩學路徑，固然與他仕途蹭蹬而引發的自我反省有關，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嘉道詩壇日漸抬頭的崇宋詩風對他的影響。這一影響最直接的證據則是潘曾沂在京期間參加“宣南詩社”時所接觸的一批“宋詩派”詩人。“宣南詩社”原為陶澍等人于嘉慶九年所發起的消寒詩會，道光元年（1821），潘曾沂應邀加入詩社，其詩社成員有吳嵩梁、陳用光、朱珔、梁章鉅、謝階樹、錢儀吉、董國華、程恩澤及潘曾沂等九人。以詩社成員的詩學祈向而言，程恩澤、錢儀吉、陳用光、朱珔、梁章鉅皆為宋詩提倡者，這其中程恩澤為道咸之際宋詩派領袖，詩崇杜韓及山谷。錢儀吉為秀水詩派大家，潘曾沂在《論詩示錢儀吉》中贊賞其詩云：“幽絕君詩吾所愛，杜陵拙處孟生寒。”陳用光、朱珔皆桐城派學人之詩的后勁，詩中每以議論與考據為詩。梁章鉅則為閩詩中操宋聲者，詩中最常見者為以鑒賞品玩金石書畫碑拓為主題的唱和。由宣南詩社成員的詩學趣味可以推見，宣南詩社雅集唱和活動中所彌漫的“宗宋”氛圍之濃厚，而這一“宗宋”氛圍也會在唱和活動中對潘曾沂產生影響。以潘曾沂參加宣南詩社雅集的唱和詩而言，除了有消寒、賞菊、憶梅、試茶等事項，也存在大量鑒賞品玩金石書畫碑拓為唱和內容的學人之詩，如潘曾沂在宣南詩社的唱和中曾題詠過《泰山秦篆二十九字》《婁壽碑》《聞熹長韓仁銘》《白石神君碑》《尹宙碑》《張猛龍碑》《金仙長公主碑》《景龍觀鐘銘》《蘭陵公主碑》《絳州碧落碑》《韓昶墓志銘》《卞氏墓志銘》等金石碑拓。當然在這樣的金石碑拓題詠中除了思古幽懷，更多的則是史事及考據的闡發，詩歌本身的抒情功能是退居其次的。宣南詩社中為蘇軾、黃庭堅生日所作的紀念活動亦是詩社雅集的主要內容之一，壽蘇、壽黃這樣的雅集主題更是宋詩派詩人擅長其道之時，如道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東坡生辰，潘曾沂在李彥章的小雪浪齋同陳用光、鮑桂星、顧莼等人宴集時所作詩就儼然一派宋調。由此可知，道光初年的潘曾沂已浸染宋詩頗深，這一影響也就自然會反映在潘曾沂歸隱后所刻的《閉門集》中。在《閉門集》中出現了《炊煙》《擔糞》《蟻》《晰蝎》這樣的詩題，這種不回避平凡、瑣屑甚至骯臟之物的詩題出現在以盛產玉堂詞人為代表的貴潘家族詩人中是很難想象的。如詩題為《蟻》的詩：“榆皮蟻直上，或不已于行。若使天可接，更無雞與爭。紛紛識向背，默默證陰晴。翠鳥曾偷眼，青牛裹葉橫。”儼然一枯槁談理的人在說事而已，全無當年風華少年的流美之態。

“才名之劫”促使潘曾沂早早閉門歸隱，而京華詩友的宋詩趣味也推助潘曾沂最終形成新詩風。他在歸里后曾檢討其詩學云：“五字從來關學問，腸枯始醒誤滄浪。”《滄浪詩話》所云的妙悟已是昨非，清中期開始盛行的學人之詩才是潘曾沂以為的詩學正道。由此，潘曾沂在《閉門集》中開辟了一條完全不同于同時期吳門貴潘“崇唐”詩風的“宗宋”幽徑。當然，在這條“宗宋”幽徑上并非只有潘曾沂踽踽獨行，從《閉門集》中所見的詩歌唱和可知，潘曾沂歸隱后交往的蘇州寒士詩人吳嘉洤、沈謹學、江湜、貝喬青等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宗宋”傾向。以吳嘉洤論，其詩早年多華縟溫雅之作，中年以后，涉歷漸深，大變初習，詩出入蘇軾、黃庭堅之間，其詩道宗法宋人之軌幾同潘曾沂。所以說，潘曾沂《閉門集》的變容既是對貴潘“崇唐”詩風的揚棄，更是對道咸詩壇“宗宋”詩風的積極響應，同時，又間接地開啟了吳門地域詩風“由唐轉宋”的大門。

（作者：丁小明，系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