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的社會重構

■本期主持：向 榮（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本期主題：近代早期歐洲的社會重構

主持人語

近代早期即從文藝復興到法國大革命前夕，是歐洲從傳統農業社會向近代商業社會轉變的重要時期。人類歷史上許多重大的變化，如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都發生在這一時期。以往對近代早期的研究，大多強調社會各方面的變化及引起變化的原動力，如個人主義、商業化和資本主義等，而對社會轉型的一種重要面向即社會重構重視不夠。推動社會重構的因素有哪些？又是如何發生的？本期刊發的文章分別從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和近代早期的法國歷史著手，旨在探討傳統的熟人社會解體后，國家在推動現代性社會重構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在意大利文藝復興研究史上，19世紀是布克哈特的世紀，20世紀是漢斯·巴隆的世紀，兩人都高度重視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歷史意義。在他們看來，意大利文藝復興是歐洲中世紀的終結，現代性世界的開端。但是，兩人的觀點有所不同。布克哈特認為，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實質是個人主義的興起，是“世界的發現和人的發現”。代表人物是那些極重榮名的文人，如但丁、彼得拉克和薄伽丘等。與此同時，這種不受約束的個人主義也給意大利帶來了嚴重的道德問題。巴隆認為，布克哈特忽視了佛羅倫薩悠久的公社傳統。1402年，在米蘭公國的軍事威脅之下，佛羅倫薩人文主義與公社傳統相結合，發展出“公民人文主義”，即主張積極參與政治，維護國家獨立和自由的現代意識形態。晚近學者詹姆斯·韓金斯認為“巴隆命題”是對布克哈特解釋的補充，兩者并不矛盾。在他看來，在一個利己主義盛行、政府的合法性缺失、羅馬天主教遭遇危機的時代，以布魯尼為代表的人文主義者呼吁獻身精神、愛國主義和服務于公益，喚起了人們的公共責任感和社會良知。布克哈特看到了個人主義帶來的種種病癥，卻沒有看到它們的治療過程。本文將跨出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范圍，從社會轉型的視角，探討個人主義興起后的社會重構問題。

一

文藝復興時期，即14世紀晚期到16世紀，是歐洲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時期，該過渡是從意大利開始的。早在12、13世紀，意大利就是歐洲城市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其中佛羅倫薩是歐洲銀行業的中心，也是高檔毛呢的生產中心。它從法國香檳集市購買粗毛呢，運回本地進行精加工，再賣到利凡特和歐洲市場。佛羅倫薩編年史家喬瓦尼·維拉里記載，14世紀40年代佛羅倫薩約9萬人，其中3萬人從事毛紡生產。但是，受制于歐洲農本經濟的大環境，意大利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并未獲得長足發展。意大利城市的商品生產仍然是小商品生產，意大利商人從事的地中海貿易主要是滿足歐洲封建貴族的需要。意大利城市社會是面對面的熟人社會，家族、同行和鄰里束縛著個人。但是，到14、15世紀情況發生了變化。

我們可先大致了解中世紀佛羅倫薩的社團和團體。首先，家族。在佛羅倫薩早期歷史上，有大量來自周圍鄉村的中小貴族。他們聚族而居，在城內修筑塔樓，相互械斗，嚴重干擾城市社會秩序。1293年佛羅倫薩頒布《正義法規》，禁止有惡名的貴族家族成員擔任政府官職，并要求他們繳納保證守法的押金，才將桀驁不馴的貴族制服。但是，貴族并未退出歷史舞臺，他們是“歸爾夫派”的領袖和核心成員，代表著佛羅倫薩過去的政治傳統。其次，行會。行會是在市民反抗貴族統治的斗爭中形成的，以同行業為基礎，爭取自身權利。最早出現的是富有的或有地位的大行會，如呢絨制造商行會、錢幣兌換商（早期銀行家）行會、法官和公證人行會。到13世紀，佛羅倫薩共有21個行會，其中7個大行會、14個小行會。在市民獲得城市自治之后，行會仍發揮重要作用。只有行會成員才有資格參政，政府官職按比例在大、小行會中劃分。再次，鄰里組織。佛羅倫薩有4個城區、16個行政區和為數更多的教會堂區。在市民反抗貴族統治的斗爭中，最初的民兵以行會為單位組建，但由于行會成員大多居住分散，為了便于訓練和迅速投入戰斗，于是改由以居民區為單位，這是佛羅倫薩行政區的肇始。公社成立后，行政區成為政府的基層組織。執政團和立法會議的選舉從這里開始，稅收也以行政區為單位統一征收。軍事、政治和稅收方面的緊密聯系，使行政區成為利害相關的鄰里共同體。澳大利亞史學家F.W.肯特說：“屬于城市某一特定地區賦予一個人身份，就如同其職業賦予他身份一樣。”堂區原本是宗教性質的，同一堂區的信徒出席集體宗教儀式，去世后葬在共同的墓地。在此基礎上，13、14世紀還發展出以平信徒為主的兄弟會，主要從事教友之間的慈善和互助活動。

14、15世紀歐洲自然災害頻繁發生，下層民眾起義、封建戰爭連綿不斷，史稱“中世紀晚期的危機”。其中，1347—1351年爆發的“黑死病”影響最大。據佛羅倫薩編年史家馬泰奧·維拉里記載，在1348年的恐怖之夏，佛羅倫薩失去了60%的人口。“黑死病”不僅導致大量人口死亡，還使既有社會組織解體或重要性下降，推動了佛羅倫薩個人主義的興起。

首先，天災人禍的影響。薄伽丘在《十日談》中寫道，“黑死病”爆發后，“城里的人們竟然你回避我，我躲避你，街坊鄰居，各不相顧，親戚朋友，斷絕往來”。因為執法的官員和神父們都死了，使得“城里的法紀和圣規幾乎蕩然無存”，“每個人簡直都可以為所欲為”。這一時期的戰爭和其他人為災難也有類似影響。彼得拉克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從圣城羅馬到一向和平的威尼斯，從托斯卡納、熱那亞到遙遠的高盧和不列顛，整個世界都處在內斗或外戰之中。那么，生逢亂世的人該怎么辦？在作者看來，唯有加固自身的靈魂。他說：“不要不愿意獨處，只要你與自我同在。如果失去自我，即使與人同在，實際上你也會孤獨的。”

其次，大量移民涌入的沖擊。佛羅倫薩是一個移民城市，但是當城市就業機會接近飽和時，舊移民對新移民采取了排斥態度。1348年“黑死病”爆發后，佛羅倫薩勞動力奇缺，但在小行會保護主義的壓力之下，佛羅倫薩政府仍頒布了禁止郊區人口進城務工的法令。但是，該法令只在封建勢力強大的近郊有一定的效果，對邊遠山區的人口毫無約束力。美國史學家薩繆爾·K.科恩認為，1348至1379年佛羅倫薩人口增長了40%，其中主要來自外來移民。大量移民涌入沖擊了舊有的熟人社會，山區人口也將獨立自主的精神帶入到城市。

移民的涌入，引起了舊移民尤其是歸爾夫派的強烈反應。1378年，他們以清除殘余的吉伯林派為由，“告誡”近百名市民不得擔任市政官員，其中絕大多數是新移民。大行會中的新移民、小行會師傅和以梳毛工人為主體的雇傭工人一起，挫敗了歸爾夫派的企圖，建立了平民政府。但是，當梳毛工人再次走向街頭，要求保障就業、擴大在政府的代表名額時，遭到了平民政府的鎮壓。1382年，精英階層（以銀行家、大商人為主體）抓住平民政府受到歸爾夫派和雇傭工人雙重夾擊的機會，以“全體人民”之名發動政變，掌握了政權。

再次，資本主義興起帶來的變化。“黑死病”改變了歐洲的消費結構，由于大量人口死亡，勞動力價格上升，使得普通人的消費需求增長；與此同時，由于封建主陷入“收入危機”，傳統的精英消費需求下降。佛羅倫薩的支柱型產業，即再出口毛紡工業受到嚴重沖擊。1378年的“梳毛工人起義”，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為了適應新的經濟環境，佛羅倫薩進行了經濟結構調整：改從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阿布魯佐進口羊毛，生產在奧斯曼帝國和歐洲市場暢銷的中檔毛呢；大力發展絲織工業，迎合歐洲宮廷和上層精英的新時尚；引入并發展新工業，如玻璃制造業、造紙業和印刷業等。

佛羅倫薩經濟結構的調整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興起。新毛呢采用外包制，即羊毛商人將紡織工作分發到郊區農民家庭去做，再將毛呢成品收集起來賣出去。以這種方式，他們避開了城市行會的限制，成為支配生產的商人資本家。絲織業由于興起較晚，受行會束縛小，銀行家和大商人更容易滲透。新興工業大多是資本集約型行業，生產在大的手工工場進行，雇用了許多工人。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推動了佛羅倫薩個人主義的興起。為了便于個人投資，析產制在佛羅倫薩發展起來，財產不再由家族共同所有或受家族控制。14世紀晚期佛羅倫薩出現了大量個人請愿，要求解除與家族的連帶責任。美國史學家馬文·B.貝克爾說：“隨著社團和團體連帶責任的衰落，個人越來越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此外，資本主義將人帶入到復雜的、充滿競爭的經濟世界，也導致人際關系疏離。佛羅倫薩羊毛商人喬瓦尼·莫雷利在回憶錄中寫道，“決不相信任何人；做事光明磊落，盡量與親戚和朋友保持聯系，而不要同陌生人糾纏到一起”，“尤其是——并將此牢記在心——決不為已經破產的人承擔任何債務，不管他是你的親戚或朋友”。

二

事實上，在佛羅倫薩傳統社會解體、個人主義興起的同時，國家權力推動的社會重構已經開始。

1958年，意大利史學家費德里科·沙博發表論文《存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國家嗎？》，指出15、16世紀的意大利確實出現了國家，但不能將文藝復興時期的國家等同于19、20世紀的現代國家，因為它們缺少現代國家的一些基本要素，如民族認同和邊界。這種差異使得學術界對文藝復興時期國家的稱呼混亂，有人稱“領土國家”，有人稱“區域國家”，還有人稱“領主國”。撇開上述概念之爭，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出現了不同于中世紀城市公社的新型國家卻是不爭的事實。它們是在14、15世紀意大利兼并戰爭中形成的，統治范圍遠遠超出了過去的城市和郊區；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說法，它們是最早借助任命的官員進行理性管理的政權，開現代性官僚制國家之先河。就本文而言，筆者主要關心佛羅倫薩國家在社會重構中的作用。

1382年上臺的精英政府，面臨內部分裂、外部強鄰環伺的嚴峻形勢。為了走出困境，他們力倡“共識”，主張將“公共利益”置于社團和團體利益之上。為此，他們采取了一系列重要舉措：

首先，在擴大政治參與的同時，加強中央集權。精英政府取消了只有行會成員才有資格擔任政府官員的規定，一方面削弱了行會的勢力和影響；另一方面使有資格擔任政府官員的人數大大增加。1382年被提名的候選人為5350人，1391年上升到6310人。家族背景也不再重要。1428年，布魯尼在《南尼·斯特羅齊葬禮演說》中說：“美德和廉潔是本城對市民的要求。任何人，只要具備這兩種品質，就被認為天生擁有管理共和國的能力。”事實上，布魯尼本人只是一個新移民，但卻長期擔任共和國國務秘書要職。他的前任科盧喬·薩盧塔蒂也是新移民。政治參與的擴大，有助于喚起佛羅倫薩人的公民意識和愛國主義情懷。

但是，由于精英對民眾的不信任，以及復雜的政治事務需要專業化管理，佛羅倫薩的實際權力越來越多地向少數人集中。因此，有學者將1382—1434年精英的統治稱為“寡頭統治”或“顯貴專權”。他們主要通過控制選舉、任命“特別委員會”以及聘用專家進行管理這三種方式加強統治。

其次，加強法制建設，公平施政，提高政府的公信力。15世紀初，布魯尼在《佛羅倫薩城市頌》中宣稱，在政府有效的治理下，佛羅倫薩秩序井然。“這里沒有人遭受傷害；沒有人被迫讓渡自己的財產，除非他本人愿意”。這與14世紀人文主義者、編年史家筆下的佛羅倫薩迥然不同。那么，佛羅倫薩是怎樣實現由亂而治的？筆者認為，與政府的三項政策有關：

一是從解決經濟糾紛入手，訴諸法律，重建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1308年，佛羅倫薩成立商人法庭，用于處理各種商業糾紛，保護投資人利益。14世紀中后期，基于家族和熟人關系的信任下降，資本主義經濟生長，商人法庭的重要性上升。1394年佛羅倫薩將商人法庭的權力寫入憲法，使該法庭受到國家的支持和保護。二是加強司法管理，打擊犯罪，維護公共秩序。佛羅倫薩的司法制度復雜，精英政府在不改變舊體制的前提下進行了有針對性的改革，包括擴大國家刑事法庭即督政官法庭的管轄權，逐漸將行會和鄰里共同體法庭處理的案件收歸中央；對針對人和財產的犯罪提起公訴，14世紀晚期佛羅倫薩法庭受理的公訴案件首次超過自訴案件；充實執法隊伍，貝克爾估計14世紀后半期佛羅倫薩警察人數增加了一倍。政府的努力收效明顯。莫雷利在15世紀初說，“佛羅倫薩人過去用劍解決爭端，現在則用豆子”。（豆子，佛羅倫薩選舉時用的選票）三是改革稅收制度。佛羅倫薩政府的稅收主要來自強制借貸，即攤派公債，通常由少數富人承擔。對于富人來說，強制借貸與稅無異，是對其財富的掠奪。因此，他們總是利用親戚朋友關系，盡可能少交。但在其他社會階層看來，富人可以通過公債利息積累財富，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為了緩解稅收矛盾，并滿足戰爭時期政府不斷擴大的開支，佛羅倫薩進行了稅制改革，其中最著名的是1427年推出的“財產申報稅制”。新稅仍屬于強制借貸，但征收方法變化很大。它要求所有佛羅倫薩居民向政府提供詳盡的財產和債務清單，在此基礎上確定各自應繳稅額，稅率為扣除債務和減免后剩余資產的0.5%。新稅制不僅解決了政府迫切需要的收入問題，而且由于相對公平，得到了社會各階層普遍的認可。

再次，推行原重商主義政策，將行業保護轉變為對整個國家經濟利益的保護。傳統觀點認為，重商主義是16、17西北歐早期民族國家推行的經濟政策，是國家意志的體現。但貝克爾的研究表明，早在14世紀末，佛羅倫薩已經出現了“原重商主義”。如前所述，“黑死病”爆發之后，歐洲人口銳減，經濟蕭條。為了爭奪有限的市場，歐洲城市和王朝國家紛紛采取排外經濟政策，意大利在海外和歐洲大陸的利益受到重創。為了保護佛羅倫薩自身的毛紡工業，政府于1393年頒布法令，對進口的精制毛呢課以重稅。與此同時，政府還頒布了禁止貴金屬出口，禁止佛羅倫薩人為外國船只運來的商品投保等法令。原重商主義政策還表現為14世紀末、15世紀初佛羅倫薩大規模地向外擴張。1406年和1421年，佛羅倫薩先后吞并比薩和里窩那，從而使這個內陸國家有了可供支配的出海口。

巴隆和隨后的“劍橋學派”政治思想史家如波考克認為，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開啟了一個意識形態的新時代，即大西洋共和主義。但韓金斯認為，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的政治思想是后意識形態的產物，人文主義者重視現實，不為抽象的政治理念所左右。以上分析表明，轉型時期的佛羅倫薩面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復雜局面，沒有任何現成的理論可以指點迷津。但是，以人文主義者為代表的佛羅倫薩人對人類智慧充滿信心。通過倡導共識，改革稅制，推行原重商主義等一系列措施，佛羅倫薩成功化解了因個人主義、利益多元化引發的社會危機，實現了個人和國家的雙贏。盡管到15世紀末16世紀初，在外族入侵和商路轉移的雙重打擊下，佛羅倫薩不再引領歐洲，但是，佛羅倫薩治國理政的經驗值得后人學習和借鑒。

（作者：向榮，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