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2月5日召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指出，要嚴格執行疫情防控和應急處置法律法規，加強風險評估，依法審慎決策，嚴格依法實施防控措施，堅決防止疫情蔓延。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應對和化解風險，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我國在制定方案、采取措施、組織各方力量開展防控的過程中，緊緊圍繞黨和國家的戰略部署，用法治方式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不斷推動防控工作向法治化邁進。

制定和完善應急法律和政策。1989年我國出臺的傳染病防治法，對傳染病預防、疫情報告、疫情控制、醫療救治等作出了具體規定。2003年，為有效應對非典型肺炎疫情，國務院及時出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就應急工作中存在的信息不準、反應不快、應急準備不足等問題進行了系統規定，確立了“三就地”“四早”等制度。2007年，突發事件應對法頒布，對突發事件預防與應急準備、監測與預警、應急處置與救援、事后恢復與重建等作出了具體規定。這些立法為應對突發公共事件提供了具體依據和指導，實現了有法可依、有規可循。當前，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中央統一部署，地方依照國家法律規定，出臺了大量配套政策。在這些地方政策中，各地落實和細化國家法律規定，同時，根據疫情發展情況，結合各地實際，制定出符合實際需要又不違反國家法律的變通性措施，有助于提高疫情防控針對性和實效性。

用法治方式抓好疫情防控、維護社會穩定。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既要堅持服從服務大局，把疫情防控作為最重要的工作任務，又要維護好社會秩序，保障民眾生活安寧、經濟社會活動有序開展。無論是非典型肺炎疫情，還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由于突發性較強，都出現了抗疫情物資需求量激增、供給不足的現象。面對巨大利益，市場上出現哄抬物價、囤積居奇、制假售假等破壞市場秩序、侵害他人利益的行為；同時，也有故意隱瞞信息，嚴重干擾破壞疫情防控工作的違法犯罪行為。早在2003年應對非典型肺炎疫情防控期間，針對這類情況，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頒布了相關司法解釋，為通過司法打擊突發疫情期間的犯罪行為提供了具體指引。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間，這些情況也時有發生。為此，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先后提出“為社會各界有效開展疫情防控，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營造有利司法環境”以及“為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有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部署，要求各級司法機關依法嚴懲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各類犯罪，依法嚴懲利用疫情危害公共安全和市場秩序的犯罪行為。同時，全國各地行政機關也積極開展依法維護疫情防控秩序、市場秩序、社會秩序的執法實踐，根據價格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對嚴重擾亂市場秩序、哄抬物價、囤積居奇、制假售假等行為依法查處、嚴肅處理。

立足基層、聯防聯控，實現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在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間，按照中共中央印發的《關于加強黨的領導、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堅強政治保證的通知》，要建立健全區縣、街鎮、城鄉社區等防護網絡，做好疫情監測、排查、預警、防控等工作，加強聯防聯控，嚴防死守、不留死角，構筑群防群治抵御疫情的嚴密防線。2020年1月，為保障聯防聯控機制更好地得到實施，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聯防聯控工作機制先后發出了《關于加強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區防控工作的通知》和《關于印發近期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工作方案的通知》。民政部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也聯合發出了《關于進一步動員城鄉社區組織開展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緊急通知》。地方層面也出臺了大量貫徹落實聯防聯控的地方性政策。這些政策文件對社區層面通過網格化進行疫情監測、信息報送、重點人員管控、宣傳教育等作出了具體部署。在很多地方，黨委政府有效動員，基層社區群眾積極參與，各方面積極性得到有效調動，聯防聯控工作正在有效開展。這一努力實現“切斷傳播源、阻斷傳播途徑”目標的過程，有助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夯實基層工作依靠群眾、服務群眾的理念。

踐行法治精神，普及法治理念。疫情防控情況復雜，矛盾沖突時有發生，妥善處理矛盾沖突，對于維護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比如，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的個人信息保護問題，特別是對于返鄉人員、疑似或確診人員及其家屬的信息保護問題。有人可能會認為，在這種特殊時期，對疫情感染者或利益相關者個人信息的保護應該讓位于更重要的公共防疫需求。但相關研究表明，面對傳染性疾病時，對個人信息及隱私的保護會對其積極參與及尋求治療有正向激勵作用，這對疫情扭轉頗為有益。反之，如果不注意對利益相關者的信息保護，甚至隨意披露個人信息，則容易激化對立情緒，引發社會焦慮和恐慌。從實踐看，目前我國法律框架中民法總則、刑法、傳染病防治法都有比較明確的對個人信息予以保護的規定，與既有研究成果較為吻合。在當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間，多地出現的因泄露他人信息而被調查、追責的案件，就是較為典型的例子。再比如，有公職人員在疫情防控中失職、違規，部分群眾未經批準擅自設卡攔截、阻斷交通，以及制造和傳播不實謠言，甚至故意隱瞞病情、拒不執行防控措施而造成嚴重社會危險，責任人均受到了相應法律追究。這些案例表明，即便是在疫情防控特殊時期，監督、問責依然無處不在，個人自由不能超越法律界限。自覺維護法律權威、保障疫情防控秩序和社會秩序，在任何時候都是公民應盡的法律義務。

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不斷深化法治實踐，是我國不斷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一項具體實踐。從傳染病防治法到突發事件應對法，再到一次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具體的法治實踐和經驗積累，我國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法治化進程不斷推進。盡管實踐中還存在有待解決的問題，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堅持法治化道路，不斷推動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制度化、規范化，就一定能夠有效化解重大風險，有效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作者：張劍源，系云南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