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是司法的靈魂和生命線，司法公正對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具有重大意義�，F代司法制度的基本立場，是以實現司法公正為宗旨，反對司法不公，特別是防止出現錯案。然而，司法實踐中錯案屢屢發生，折射出司法在公正的外表之下，潛藏著鮮為人知的制度偏見。這種潛藏的制度偏見，非但不易察覺，而且難以消除。唯有正視司法潛藏的制度偏見，擺脫傳統司法的教條和迷信，才能祛除司法公正的制度痼疾。

刑事程序在起始環節，就容易埋下偏見的種子。我們加于被害人的身份標簽，可能會嚴重影響案件的處理方式。對于不同身份的被害人，辦案機關的司法優先級、初期處置模式和程序標準，都可能呈現出內在的差異。當一視同仁的司法承諾，在實踐中變成因人而異的差別對待，公正就無從談起。與此同時，一旦我們給某人貼上身份標簽，就會努力尋找證據確證這種身份，并選擇無視或者輕視與之相反的證據。有些情況下，辦案人員可能并非基于偏見尋找線索，而是僅僅關注那些選擇性收集的證據，并堅信最初的先入為主之見，同時摒棄與已有假設不符的事實和證據。這種確證偏見的心理動機，以及看似客觀、實則主觀的辦案模式，可能對司法程序的運行和結果產生實質性影響。

有人認為，無辜者不應該認罪，虛假供述簡直不可思議。還有人主張，隨著刑訊逼供等非法訊問策略得到有效遏制，規范的訊問方法得以推廣，虛假供述已經沒有存在空間。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例如，盛行美國的雷德訊問方法，非但難以糾正警察對犯罪嫌疑人說謊的錯誤直覺，反而可能助長訊問過程的心理強迫。在有罪推定觀念驅使下，那些容易受到強迫影響的犯罪嫌疑人，一旦遭遇令人精疲力竭的疲勞訊問，就很容易出現被迫認罪的司法悲劇。訊問程序中隱性的強迫，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一旦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訴訟過程中的所有參與者，包括警察、律師和法官，都會基于有罪推定心態看待整個案件，以致錯誤判斷在案證據的證明價值。鑒于此，為了防止無辜者被迫認罪，應當堅持透明的司法、免于強迫的自由和建立在證明基礎上的公正。

檢察官為何隱匿無罪證據？這究竟是個體職業倫理缺失，還是制度偏見使然？如果了解人們對欺詐行為作出合理化解釋的動機，就會認識到，許多檢察官不是故意欺騙被告人，只不過是非常善于欺騙自己。從心理學角度看，與故意制造虛假證據等“作為”相比，隱匿無罪證據等“不作為”，更容易作出合理化解釋。在對抗制訴訟模式下，檢察官還可能以實現正義為由實施不法行為，這種以惡制惡的心理很容易扭曲司法公正。換言之，檢察官越是關注訴訟輸贏而非實現正義，就越容易實施不法行為。

法官在更衣室中披上法袍，并不能免除各種偏見的影響。實際上，法官很容易受到各種潛在的偏見影響，例如年齡、種族、性別等因素，都會影響他們對客觀事實和法律的認知，也影響著他們最終的裁決結果。例如，法官在早晨所作的裁決與午休之后作出的裁決可能存在差異；法官的前一個判決可能對后一個判決產生影響；法官對法律條文的解釋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和猜測性等等。這些影響法官決策的偏見非常微妙或者極其隱蔽，很難被人察覺。問題在于：法官極少承認自己存在偏見，并且堅信自己能夠摒棄偏見因素。此外，那些旨在克服司法偏見的職業準則等因素，反過來也可能會固化法官客觀公正的迷信。但毋庸諱言，法官和警察、檢察官、律師一樣，也有職業思維定勢，也習慣于依靠直覺作出判斷，也會受到知識、偏見和信念的影響。一言以蔽之，懷疑并不是正義的敵人，盲目確信卻能導致非正義。

反思現有的刑事程序，有些程序規則非但未能實現實質正義的目標，反而可能損害這一目標的實現，還營造出一種安全和公正的假象。有些程序規則并不能真正限制辦案人員的違法行為，而是淪為徒有其表的紙面上的法律。更加令人擔憂的是，一旦遵守規則本身成為唯一的要求，變相規避規則的做法就在所難免。毋庸諱言，如果隨意利用程序和規則玩弄司法，那將是一種更大的不公正。只有洞察司法制度隱藏的不公正因素，才能保持對正當程序的自覺，銘記正當程度的實質。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