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政治定力 推進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建設

中國共產黨從來都認為，“治理一個國家，推動一個國家實現現代化，并不只是西方制度模式這一條道，各國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來”。正因如此，中國共產黨對自己團結帶領人民浴血奮斗多年建立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始終保持著堅定的自信。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必須保持政治定力，努力推進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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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強的政治定力來源于政治上的清醒。在推進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建設上，我們黨始終是非常清醒的。毛澤東同志從來就不相信“任何東西是完全的，是不再向前發展的”，他在1962年就深刻指出，“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斗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斗爭”。他還指出，由這一點出發，把包括制度建設在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時間“設想得長一點，是有許多好處的，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著眼解決制度現代化問題的鄧小平同志不僅在1992年高瞻遠矚地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而且，他還強調，“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決不能掉以輕心”。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評價鄧小平同志的這段話，“幾十代人，那是多么長啊！從孔老夫子到現在也不過七十幾代人。這樣看問題，充分說明了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政治上的清醒”。正是鑒于對“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好、建設成，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的清醒認識，中國共產黨人始終牢記，“一代人干一代人的事，但沒有歷史眼光，沒有長遠眼光，也干不好當下的事”。

中國共產黨人在推進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建設上的這種政治上的清醒，不僅基于實踐上面臨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方面長期占據優勢，面臨當今世界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制度競爭成為國家間最根本的競爭的客觀現實，不僅基于理論上對社會基本矛盾，對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辯證關系的清醒認識，還基于對世界和新中國制度建設歷史的深刻洞察。“歷史經驗表明，經過長期劇烈的社會變革之后，一個政權要穩定下來，一個社會要穩定下來，必須加強制度建設，而形成比較完備的一套制度往往需要較長甚至很長的歷史時期”。從新中國的歷史角度看，要建設完全不同于舊中國的制度體系，要治理一個人口眾多、基礎薄弱的大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建設、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的任務必然是長期的、艱巨的、復雜的，需要進行長時間的艱辛探索和艱苦努力”。事實的確如此。特色鮮明、富有效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雖然適應我國國情和發展要求，保障我國創造出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但還不是盡善盡美、成熟定型的。我們要看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如發展質量和效益還不高，創新能力不夠強，生態環境保護任重道遠，社會服務體系不健全，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全面依法治國任務依然繁重等，都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直接或間接相關。

新時代，我們一以貫之回答好推進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建設這一重大命題，既要有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牢牢把握制度鞏固和發展的長期性，也要有強烈的歷史擔當，深刻把握這種長期性是由一系列緊密相連的具體階段組成的長期性，在制度鞏固和發展的每一具體的歷史階段，要擔當起該擔當的歷史責任。具體地說，就是要把握我國發展要求和時代潮流，把堅定制度自信和不斷改革創新統一起來，在堅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基礎上，把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建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繼續深化各領域各方面體制機制改革，不斷推進制度體系完善和發展。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把堅定制度自信和不斷改革創新統一起來的絕佳體現。《決定》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了莊嚴的政治宣示，充分表明我們黨守正創新，努力推進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堅強政治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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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時代，我們保持政治定力，推進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建設，必須深刻認識實現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有關總體目標的重大意義。

首先，實現“到我們黨成立一百年時，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顯成效”這一目標，對我們立足當前，針對我們正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防風險，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為“十四五”發展和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打好基礎，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實現這一目標，無異于宣告各國最終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為歸宿的線性歷史觀的破產，無疑將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為人類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貢獻中國智慧，開辟更加廣闊的前景。

其次，實現“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目標，無疑意味著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了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這對我們順應時代潮流，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集中各方面力量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日益增長的要求，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對我們在復雜多變的國際格局中保持戰略定力，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贏得優勢、贏得主動、贏得未來，具有重要意義。

最后，實現“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優越性充分展現”這一目標，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開辟“中國之治”新境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可阻擋地成為二十一世紀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旗幟，成為振興世界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對我們黨為科學社會主義的新發展作出更大歷史貢獻，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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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提出的推進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總體目標，是奠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和保障。在新時代，推進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建設，必須堅持以《決定》提出的總體目標為引領，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建設，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及時把成功的實踐經驗轉化為制度成果，使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既體現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必須堅持從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既把握長期形成的歷史傳承，又把握黨和人民在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建設方面走過的道路、積累的經驗、形成的原則，不照抄照搬他國制度模式，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把長遠制度建設同解決突出問題結合起來，立足當前，針對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防風險，同時要放眼未來，著眼今后二十年、三十年，前瞻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需要構建的組織架構和管理體制，注重解決事關長遠的體制機制問題，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不斷促進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相適應，促進經濟社會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各個環節相協調；必須著眼更加有效發揮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一最大制度優勢，更加充分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優勢，更加充分彰顯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的優勢，著眼不斷增加和擴大我國制度的優勢和特點，加快建立健全國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備的制度，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上不斷煥發出蓬勃生機和活力。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執筆：劉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