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科技治理新型舉國體制

當前，科技創新迎來發展的歷史機遇期。進一步優化國家創新體系、系統提升科技創新治理效能，已成為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關鍵要素。

　　更具韌性、黏度、張力、活力和彈性

　　當今世界，綜合國力的競爭說到底是創新能力的競爭、創新體系的比拼。

　　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成效顯著，總體科技實力進入世界前列，創新指數排名持續上升，基礎研究“多點突破”，學科實力不斷增強，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等創新指標表現搶眼，科技人才儲備已形成一定規模。

　　特別是，載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導航、超級計算等戰略領域實現跨越發展，人工智能、5G、物聯網、量子通信等新興技術領域占據發展先機，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成為高科技領域的新銳力量。

　　不過，隨著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向縱深發展，國家創新體系也暴露一些局限性，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和壓力。

　　例如，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還不強，科技創新資源分散、重復、低效的問題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項目多、帽子多、牌子多”等現象仍較突出，科技投入的產出效益不高，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實現產業化、創造市場價值的能力不足。

　　又如，科研院所改革、建立健全科技和金融結合機制、創新型人才培養等領域的進展滯后于總體進展，科研人員開展原創性科技創新的積極性還沒有充分激發出來。

　　顯然，面對新的全球變局，科技創新亟待提升治理效能，形成更具韌性、黏度、張力、活力和彈性的體系能力，推動實現從點到面、從局部到系統的突破，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新動能。

　　網絡化、數字化、平臺化及社會化

　　當前，我國在諸多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受制于人的局面，沒有得到根本改變。

　　例如，人工智能發展方興未艾。我國在數據和商業應用方面已形成一定優勢，但與領先國家相比，在基礎算法領域的差距仍然很大。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快速提升，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心態變得日益復雜，戒備心理急劇抬升，各種質疑和指責層出不窮，國際科技合作的外部環境遭遇嚴峻挑戰。

　　可以預見，如果不能實現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持續突破，將嚴重影響和制約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甚至危及國家安全與可持續發展。由此，在很大程度上，科技創新治理必須承擔起保障高質量科技供給的責任。

　　國家創新體系一方面需要承擔不斷塑造經濟發展新動能的責任，另一方面還要面對可能出現的科技財政投入減少的困難局面。這就更加需要創新主體的密切協同，推動科技與經濟的融合、科技與教育的融合，縮短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從技術原型到產品開發和商業化的時間。

　　事實上，隨著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迭代加速，科技創新模式和科研組織形式正顯現網絡化、數字化、平臺化及社會化趨勢，“開源、外包、社交化、并行式”成為創新體系的新特征，群體式、策略化、有組織的顛覆性創新日益重要。科技創新領域的競爭態勢發生根本性變化，開始從實體、組織之間的競爭，逐步演化為系統、生態之間的競爭。這都對科技創新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避免出現“越位”“缺位”與“錯位”

　　提升科技創新治理效能，需要正確處理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一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在科技創新治理中，政府要貫徹和落實國家戰略意志和重大要求，集中資源和力量，構建戰略科技力量，不斷推動關鍵核心技術領域的攻堅克難。

　　一方面，要提高政策和制度供給的質量和效率，為科技創新提供高質量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同時，要正確發揮學術團體、行政決策、市場機制在科技資源配置中的作用。

　　另一方面，要厘清各類創新主體的功能定位及協同關系，避免出現“越位”“缺位”與“錯位”。同時，增進創新主體間的互動，推動創新網絡和創新生態的形成，營造崇尚科學、鼓勵創新的社會氛圍。

　　二是處理好自主創新與對外開放的關系。

　　國際上，先進技術、關鍵技術越來越難以獲得，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上升。因此，在涉及國計民生和長遠發展的核心技術領域，不管存在多大差距，都必須保持戰略定力，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積極探索和推進科技創新領域的新型舉國體制，力求自主可控。

　　同時，推進更高水平的擴大開放，提升國家創新體系的開放質量。要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廣泛開展國際科技合作，集聚和運籌全球創新資源，提升自主創新的有效性和效率。當然，這種開放必須建立在新的對等能力和平等對話的基礎上。

　　三是處理好科技創新中“源”與“策”的關系。

　　科技創新治理是“源”與“策”雙螺旋交互推升的過程。“源”強調的是科技創新條件的形成和累積；“策”指的是依托“源”的條件，策劃、組織和實施各類創新活動，不斷推動科學新發現，促進技術新發明，催生產業發展新動力。

　　經驗表明，高水平的“策”可以進一步提升“源”的質量和能級，為更高層次的“策”創造條件。通過“源”與“策”的高效互動，有助于增強科技創新能力。

　　（作者為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上海市產業創新生態系統研究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