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的本土化沒有止境

在中國的社會科學主干學科中，社會學是最早也是最重視本土化研究的。早自20世紀30年代，老一代社會學家吳文藻(費孝通的老師)、楊開道、許仕廉等就提出了“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恢復重建的中國社會學繼承了社會學中國化、社會學本土化的優秀傳統。所謂社會學的本土化當然絕不僅僅是研究議題的本土化，而是指對于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做出創新使之融入中華大地的文明之中。這樣，我們又回到了一個最為基本的話題：究竟應該怎樣認識中國社會？這是恢復重建的中國社會學界討論得最為核心的話題。對于中國社會的認識在學界是個長久的話題，隨著現代化的深化，我們還是不斷地有新的認識。

怎樣認識超巨型人口社會

據統計，中國清代人口激增，從宋、明峰值期的1.1億人增長到清晚期的4億人以上。新中國成立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為6億人，此后一路攀升，直至今日的近14億人。超巨型人口社會的直接后果是人均資源極為匱乏。例如，我國人均可再生淡水資源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不足三分之一，是全球13個人均水資源最為貧乏的國家之一。對于基本國情的認識，陳云同志的六個字很深刻，“人口多、底子薄”，告誡我們不要頭腦發熱。也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同志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說：我們的現代化“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時至今日，我們的經濟總量雖然巨大，但人均水平受到嚴重約束。對于近14億人口的社會來說，能夠讓每一個老百姓過上小康的生活，始終是最為重大的任務。所以，民生問題始終是我們的最大問題。當前我們試圖建立覆蓋每一個人的現代社會福利保障體系，迄今還沒有辦法做到全國統籌，遇到的最大難題還是超巨型人口社會的難題。14億人口的乘數效應也是驚人的，譬如如果多數人亂扔垃圾那就會成為一場災難，所以，提高每一個國民的基本素質也是巨大難題。

超巨型人口社會是什么樣的社會結構

這就涉及中國社會分層的基本特征。中國自古就是一個貧富差異巨大的社會，處于權力中心的皇權壟斷了巨大財富，廣大農民是很貧窮的。中國自古城鄉差異就十分明顯，歷史上曾有“國人、野人”之分。這種巨大的社會差異是以身份等級為基礎而存在的。人們日常生活中常有人分三六九等的說法，《左傳》稱“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國語》中也有“明等級以導之禮”的觀點，再者有所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的區分等。身份等級的意識在中國人生活中的影響極其深遠。不僅梁山泊好漢注重排名次，時至今日舉辦會議活動，排名次、擺桌簽都有著深厚的文化內涵。這種身份等級尤其容易與官位相結合，官與民是自古以來的基本社會分層，所以亦有稱，中國是官民社會。身份等級的現象仍然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重要影響。比如，科舉創造了選拔精英的重要渠道，時至今日，全民高度關注的“高考”，其重大社會功能仍然是選拔精英。

資源配置有效性仍值得探討

中國自秦以來奉行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前，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里，基本上奉行的是君主專制體制。應該承認這樣的體制機制對于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1911年以后開始嘗試學習西方的民主共和體制，但是屢屢遇到水土不服的難題。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經驗教訓頗多。黨和政府居于主導位置上是我們的優勢，集中統一管理，舉國體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過分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顯然有弊端，對于這種弊端，黨中央的文件曾經有非常深刻的批判。改革開放以后，一個重大變化就是承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重大作用，由此帶來了經濟的極大繁榮。所以，要認真處理好政府、市場與社會三者的平衡關系，發揮多個積極性而不是一個積極性。鄧小平說：“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這種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謂的民主，不能搬用他們的三權鼎立，不能搬用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而要搞社會主義民主。”我們不搬用西方的三權鼎立，但是也必須約束公共權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應該承認，究竟怎樣將集中統一管理的一元化機制與現代民主相結合，在社會學上還有探索空間。

家庭倫理本位社會對當代社會有什么影響

中國自古不是宗教社會，那么我們依靠什么維系社會呢？就是依靠家庭倫理本位的精神理念維系社會。我國歷史上曾經長期奉行家族、宗族基層自治，族長、士紳階層在自治中發揮重大作用，在這種基層自治體系中有所謂皇權不下鄉之說。由于家庭關系、家庭倫理的核心位置，自古也有“以孝治天下”之說。進入現代體制以后，家族宗族機制雖然解體了，但是，家庭仍然是最基本的社會生存單元。夫妻、父母子女、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等，仍然是一個經濟社會交往、互助，情感相互依托最為密切的社會共同體。改革開放40年來的社會學研究證明，任何一項社會政策如果尊重、維護家庭共同體的利益，就易于實施、易于推廣，進而形成經濟社會發展的極大動力。反之，忽視或無視家庭共同體利益的政策，不但極難實施、屢屢受挫，也會給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傷害。對于廣大老百姓來說，家庭是命根子、是核心，家庭利益至關重要。當然應該承認，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獨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家庭小型化對于家庭倫理本位的信仰信念體系是重大沖擊，實施二孩政策以后，略有一些緩和。

社會學是從中華民族的信仰信念體系角度來認識家庭功能的。中國自古不是宗教社會，社會道德、信仰價值觀的形成都依據于家庭倫理本位，家庭崇尚是民族崇尚的基礎，家庭倫理本位的內在約束是中國人行為內在約束的基礎，對法治社會的建設、對中華民族信仰信念構建的意義都至關重要。

除以上四條以外，也還有其他很多特征，比如在社會關系的處理上，是一種“整體利益社會”思維，將整體利益置于至高無上的位置，強調國家整體利益和個人對于國家的效忠。這種整體利益又得到了土地公有的支撐，這與“個體本位”的西洋社會完全不一。在社會意識形態上，非常強調社會秩序、社會穩定的重大意義，長久以來形成了“治亂興衰”的觀念，好的社會就是“大治社會”，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壞的社會就是亂世的發生。還有崇尚禮儀社會、和諧社會等，囿于篇幅，恕不贅述。總之，社會學的本土化就是依據對中國社會認識的深化而調整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這種認識的深化沒有止境，社會學的本土化也沒有止境。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