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四川師范大學教授

中國作為禮儀之邦，自周公制禮作樂，禮就成為最重要的社會規范，禮學也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學說。禮學最重要的經典是十三經中的《周禮》《儀禮》和《禮記》，統稱“三禮”。“三禮”的內容涉及社會歷史、政治倫理、禮制官制、人文價值等各個方面。但“三禮”學絕不僅限于“三禮”本經，還有歷代學人從事“三禮”的詮釋，“三禮”學發展史，就是通過歷代學人的詮釋形成的。然而在“禮學”研究中，往往重視“三禮”本經的研究，而疏于對“三禮”詮釋文獻的探討。這種狀況既不利于對“三禮”本經的深入認識，更無從做到對“三禮”詮釋的歷史把握。西南財經大學潘斌教授數年關注“禮學”研究，早在2011年就出版了《宋代〈禮記〉學研究》，去年又將以優秀結題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宋代“三禮”詮釋研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這部七十余萬字的巨著，從詮釋學角度，對宋代“三禮”學作了全面細致的研究，具有厚重的學術價值。

完整呈現宋代“三禮”學面貌

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個案研究，主要是對宋代“三禮”詮釋的名家名著展開具體研究。該部分又細分兩章，分別是“北宋‘三禮’詮釋名家名著研究”和“南宋‘三禮’詮釋名家名著研究”。每一章又按照《周禮》《儀禮》《禮記》和“三禮綜論”的順序分節，每節各擇影響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禮”學家或文獻進行探討。

第二部分是專題研究，主要辨析宋代“三禮”學中的重要問題。該部分細分為五章，分別是“宋儒于‘三禮’之辨疑”“宋代‘三禮’詮釋之體式”“宋儒‘三禮’詮釋與理學思想體系之建構”“宋儒‘三禮’詮釋與修身齊家”“宋儒‘三禮’詮釋與治國理政”。這就將名家名著研究與專題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做到點與面、縱與橫的統一。該書不僅提供了對宋代“三禮”學名著名家各自理論建樹的全面認識，也對宋代“三禮”學討論的主要問題作了深入研討。這是一幅精致的宋代“三禮”學全貌圖。無論是對名家名著的選擇，還是對專題的擬定，都可以看出作者對宋代“三禮”學的真切體認，表現了作者對宋代“三禮”學的精深造詣。

獨特的研究視角

該書在研究中還以獨特的研究視角，將文獻史料學、學術史與思想史交織成一個交互作用的立體闡釋網絡，最大限度地呈現宋代“三禮”詮釋學的面貌和特點，探求宋代“三禮”學的深層內涵。比如學界于宋明理學之研究，最重視的是宋人的《易》學、《春秋》學，而于“三禮”與理學的關系則少有關注。該書則通過《禮記》的《大學》《中庸》《樂記》等篇的經典詮釋與宋代理學關系的辨析，證明了禮學是宋代理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理學家對“三禮”之學仍有精深的造詣，“三禮”之學在宋代學術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這一研究視角的揭示，對于今天的宋明理學研究具有積極意義。

同時，作者十分重視從時代學風、政治環境等角度對宋代“三禮”學家及其著作進行研究。如在張載的《周禮》詮釋研究中，與王安石相比較，揭示了張載對于《周禮》等儒家經典的詮釋顯得較為保守；王安石的《周禮》詮釋不乏古典理想主義氣質，然而在詮釋以及操作過程中與《周禮》已漸行漸遠，在對《周禮》等儒家經典進行詮釋時的自由度更大，從而使得他的古典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結合。與王安石相比，張載的理想主義成分要多一些，他將解決現實問題的法寶幾乎全部押在了他所尊崇的儒家經典之記述中；雖然其經典詮釋的范圍及解決社會問題的主張與王安石沒有太大的區別，但是其產生的影響卻比王安石變法要小得多。從思想史的角度對張載與王安石的《周禮》詮釋所作的比較論述，對于認識張載與王安石的學術差異頗有參考價值，發人深思。正是注重各種方法的運用，該書能夠從多維的視角，對宋代“三禮”學提出諸多具有創新意義的看法，從而提升了本書的學術價值。

扎實的文獻與史料基礎

文獻與史料的功夫，是史學研究最基本的保障，這一基本功的高低常常決定研究的得失。本書的宋代“三禮”學研究，不僅全面搜集宋人的“三禮”學論著，并作了認真的爬梳，而且在此基礎上對各家各派的研究狀況進行了歸納和總結。由于年代久遠，書缺有間，宋代的“三禮”學文獻大多數已亡佚，但作者迎難而上，從現存南宋時期的禮學著作中尋找材料，進而考察兩宋時期許多為人們所忽略的“三禮”學資料。比如在考察張載、王安石、方愨、陸佃、馬希孟的《禮記》學時，通過南宋的《禮記集說》，獲得不少新材料。這對全面準確地說明張載等人的禮學思想，提供了堅實的史料依據。作者在運用這些文獻時，不是人云亦云，而是以對文獻的源流、版本等的考證為前提。比如對衛湜《禮記集說》進行考察時，涉及此書作者的生平、文獻的版本、單篇的分布等，這就保證了史料的可靠性。

同時，作者不僅重視禮經文獻，還重視史書、筆記、文集中的記載。比如在考察宋人利用“三禮”從事政治、教育活動時，所依據的材料除禮經文獻外，還涉及《宋史》《續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長編》《宋會要輯稿》《開寶通禮》《太常因革禮》《宋大詔令集》及宋人詩詞、奏議、碑刻、考古資料等。由于采用的文獻史料特別豐富，并以扎實考辨為保障，該書對宋代“三禮”學研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

但該書也有值得商榷之處。比如聶崇義的《新定三禮圖》是以禮圖聞名禮學界，然而對聶氏此書所作的考察，并沒有列出聶氏的禮圖，而僅以文字進行表述。這對于全面說明聶氏的禮學成就是不夠的。不過瑕不掩瑜，該書可以說是迄今為止宋代“三禮”學最有學術價值的成果，配稱一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