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對國家財富性質和原因進行深刻剖析后,經濟發展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并由此引發世紀之問——為什么有的國家發展迅速,有的國家發展緩慢?為破解這一謎題,世界各國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諸多解答,但難求共識。《榮衰互鑒:中國、俄羅斯以及西方的經濟史》([俄]弗拉基米爾·波波夫著、孫梁譯,格致出版社2018年1月版)從俄羅斯學者角度出發,認為在西方話語權占主導的經濟發展領域,中國與眾不同的一攬子改革路徑在發展經濟學領域是個具有相當吸引力的話題。

西方創富：儲蓄、投資和不平等

通過挖掘歷史數據、梳理傳統理論觀點,該書作者從制度、儲蓄和不平等角度解密“西方富裕之謎”。首先,西方生產力增長首當其沖的原因,并非如傳統觀點所說是由于市場競爭、企業家精神或技術創新,而是收入不平等的加劇、資本/勞動比的增長以及儲蓄和投資的增加。同時,作者指出西方國家為跳出馬爾薩斯陷阱付出了巨大代價。其次,強調了儲蓄的重要性,闡明了儲蓄對科技進步的催化作用以及儲蓄使知識轉化為生產力成為可能的機制。最后,表明了不平等因素在經濟增長機制中與制度、儲蓄相互作用帶來的后果:一方面,引發收入不平等,進而提高儲蓄與投資以及資本與勞動之比,促進生產力增長;另一方面,不平等加劇導致富人擁有更多儲蓄,一旦儲蓄上升就意味著具備增長的前提條件。

作者從三大因素對不同國家的增長路徑作出解釋。第一,消除集體主義制度的西方國家,由于制度原因,不平等加劇(大部分人口在貧困線以下),但同時儲蓄率和投資率上升,生產力增長更快。因此,西方國家克服馬爾薩斯陷阱之路,靠的是高投資導致的高生產力增長,以此來補償人口低增長和制度惡化。但早期嘗試這一路徑的國家,如希臘、羅馬和拜占庭卻由于不平等加劇,人口減少、軍隊規模縮減,最終在戰爭中被擊敗。第二,保留集體主義制度,如東亞、南亞、中東以及北非的一些非西方國家,盡管遭到殖民統治,但設法保留傳統社會制度,并抵制西方價值觀和拒絕西化,保持了低不平等,從而產生低儲蓄率,但制度能力強。第三,集體主義制度遭到毀滅的非西方國家,如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拉丁美洲、俄羅斯這些西化國家,由于殖民主義破壞了集體主義制度加劇不平等,從而導致高儲蓄率,但制度能力低。這也是拉丁美洲和俄羅斯隨后的經濟增長并未趕超西方的原因。

中俄改革：制度發展軌跡決定不同結果

中央計劃經濟是中國和俄羅斯曾經實行的一種經濟體制,但在經歷了向市場經濟轉型后,中俄經濟發展結局出現了巨大反差。作者指出,社會主義中央計劃經濟有助于中俄兩國集體主義制度的修復:收入不平等緩解,國家制度能力提升。基于俄羅斯的歷史發展經驗,作者認為,在眾多導致蘇聯20世紀60—80年代增長率降低的原因中,最根本的是中央計劃經濟無法確保適量投資流入,以替代報廢的固定資本存量。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的市場導向改革,旨在處理20世紀60—80年代中央計劃經濟下所經受的發展停滯,由于國家制度能力的衰落,采用了不良的經濟政策,諸如宏觀經濟民粹主義、產業政策缺失、徹底私有化等,隨之而來的是不平等與腐敗、犯罪與影子經濟急速增加,導致了更嚴重的轉型衰退。而中國發展成功的必要前提之一是新中國成立后由中國共產黨創建的高效政府,建立了強大的制度和人力資本。不同于1991年后的俄羅斯,中國在1979年以后成功且更好地保護了強大的國家制度,中國的獨特性在于有強大的國家制度能力。按照書中定義,國家制度能力狹義上指政府執行法律法規的能力,國家制度能力的客觀自然測量標準是謀殺率和影子經濟。中國在這兩個標準上都是獨一無二的,是發展中國家中指標最低的國家之一。因此,強大的國家制度能力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功不可沒。

同樣從中央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為什么在中國帶來的是近40年的高速增長,在俄羅斯導致的卻是巨大的經濟衰退?作者為這一現象尋找到合理術語:“俄羅斯的轉型性衰退”與“中國的加速性增長”。

作者認為,市場化改革后中俄經濟結果之所以表現迥異,主要是由國家制度能力所導致的。事實上,中俄經濟市場化改革分別采用了兩種不同模式:“漸進式改革”與激進式的“休克療法”。中國在市場化改革期間成功保有穩固的社會制度,而俄羅斯國家制度卻瓦解了。市場化改革后,中俄經濟結果表現迥異的另一個原因是由兩國制度發展的長期軌跡導致的。1917年之前俄國已被西化,十月革命帶來的集體主義體制與之前的長期制度發展嚴重背道而馳。1991年后,俄羅斯在從傳統集體主義制度向現代個人責任制度發展的歷史軌跡中,又處于“無人之地”——集體主義制度被摧毀,而西方的法律和秩序制度卻未扎根。與1991年后的俄羅斯不同,中國始終致力于保持以群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為根基的制度,保留了傳統“亞洲價值觀”制度的延續性。因此,中國改革開放后在推進市場化的進程中,并未導致制度崩潰。總之,在作者看來,無論是解釋計劃經濟時期或是更近時期中俄經濟的表現,兩國不同的制度發展軌跡是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

結論啟示：勿入“南橘北枳”陷阱

通過上述對中俄經濟的對比分析,該書得出結論:經濟奇跡必要非充分的先決條件,是低收入不平等和強大的制度能力,而良好的政策——宏觀經濟和產業政策將是其他先決條件。通常情況下,好的政策和好的制度形影不離。經驗表明,擁有更低收入不平等和更強大的制度(更高效的政府效力、較低的犯罪和影子經濟)的國家有較低的通貨膨脹、預算赤字和政府債務,少有高估的匯率,并在短時間的進口替代后切換到出口導向。以上就是實現經濟增長各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

作者還從中俄經濟改革效果的比較中,得出對于發展經濟學的一些啟示:第一,國家制度能力是最重要的因素,它能解釋國家間長期表現的差異。第二,調動國內儲蓄是發展經濟的一個必要條件,僅憑國外融資的發展不可取。這取決于國家政府要有正確的政策和適當的制度能力。第三,最優的產業政策在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最有前途的產業政策是對出口導向型中、高技術產業的支持政策,最好的方式是通過積累外匯儲備來降低本國貨幣匯率以推動經濟增長。外匯儲備的積累、國內貨幣的貶值以及出口導向,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奇跡至關重要的因素,發展中國家應有足夠的政策空間去使用這些方法以實現趕超式發展。第四,漸進式改革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自由、促進經濟發展的最好路徑。第五,欠發達國家實現超越式發展,不能僅靠發達國家的援助來“輸血”,而是要發展“造血”機制。作者告誡人們,不要陷入“南橘北枳”的陷阱,增長中經濟體的實踐呼吁新范式——新興的關于發展階段的理論。

(作者單位: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