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什么是哲學，什么是哲學研究的主題等問題，幾千年來學者們有各種各樣的表述和解釋，但現代哲學家們幾乎都承認，哲學的所有命題最終都指向了“人是目的”這個總綱。這就是說，哲學雖然是一種以理論形態表現出的文化自覺，研究的范圍十分廣泛，但其核心使命就是認識生命，尊重生命，進而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現在的問題是，從生命哲學到生命倫理學的轉向，又表明了現代哲學的什么傾向？厘清這個問題，或許對我們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一

我們知道，生命哲學的興起這件事本身就表達了現代西方哲學對以黑格爾為代表的舊形而上學的不滿，同時也是對哲學面臨著科學技術挑戰的一種擔憂。德國哲學家狄爾泰是生命哲學的主要代表，他認為，哲學研究不應把物質與精神割裂開來，而應當直接考查和分析把這兩者緊密聯系起來的生命，達到主客的絕對同一。他認為，生命本身就是我們的思想和評價的源泉，只有生命才是哲學研究的對象，所以“從生命本身去認識生命”理應是哲學的主旨。一切社會生活現象其實都是“生命”的客觀化，人類社會正是依靠“生命之流”才連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而這個生命之流的核心是人類因聚集而形成的社會及其歷史，所以，社會性和歷史性是生命哲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所謂社會性，是指人的生命不只是自然的產物，人作為知情意的結合體，具有很強的社會化特征，人活在社會中，即受到社會的限制，同時也會影響其他人；所謂歷史性，是指人生活在歷史中，得到歷史的教化，歷史教會人如何在現在生存，歷史也影響到人類的未來。生命哲學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德國學者齊美爾則強調，生命是一個生生不息的創造過程，同時生命還有超越生命自身的能力，不斷創造出其他東西。時間是生命的根本特征，只有作為存在物的生命才具備時間上的延展性，它不停地運動著，但卻不具有空間性。與之相對的，則是僵死的物質無所謂過去、現在和將來，它們以空間為特征。齊美爾的這種觀點顯然是在突出人的主體性思想，他的意思無非是在說，時間只有對活著的人才有意義，但他把時間與空間對立起來的想法，就與人們的常識相背離了。到了法國哲學家柏格森這里，他更強調知覺對生命認識的重要性，我們通過知覺而感受到生命沖動或生命之流，它們乃是世界的本質和萬物的根源；但他又否認生命具有物質特性，認為生命是一種“盲目的、非理性的、永動不息而又不知疲憊的”生命沖動，是一種“時間的綿延”或“生命之流”。

假如說早期的生命哲學比較空泛，還沒有完全擺脫形而上學固有的窠臼，那后期的生命哲學則是將歷史與現實、生命與物質、空間與時間、理性與感性割裂開來，生命在這里變成了一個純粹神秘的概念，已經與現代的生物學的科學解釋毫無關系，得不到一般人群的承認。這樣，生命哲學便不能繼續前行，反倒是被后來的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所超越。盡管如此，生命哲學的努力并沒有白費，后來的學者從中看到了哲學與人類生活世界的內在聯系，認識到單純的理論思辨不但無助于擺脫人類的精神危機，也不能改變哲學被逐步邊緣化的現狀。這樣，現代哲學家們首先是賦予哲學以實踐內容，而倫理學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是一門實踐的學問，因此，他們選擇倫理學來打通哲學理論與生活實踐；其次，他們有意識地把哲學的基本原理與某門具體學科聯系起來，把哲學的普遍抽象的真理與各門學科的具體方法結合起來，從方法論上為哲學的發展開辟一條新路徑。

這樣，生命倫理學就應運而生，20世紀70年代首先產生于美國，隨后在歐洲諸國迅速發展起來，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包括我國都有不少人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最初，生命倫理學只是被當作解決具體生命問題以加強生命醫學科學策略與方法研究的一門交叉學科。它所指的生命，主要是指人類生命，也涉及動物生命和植物生命以至生態環境，而倫理學則是對人類行為予以規范性研究的學問，兩者的結合就意味著將這門學科界定為運用倫理學的理論和方法，對生命科學和醫療保健所涉及的政策、法律、決定、行為等倫理問題進行系統研究。這樣的界定顯然是過于功利和實用主義的解釋，把這門學科變得具象化和俗物化，沒有思考它作為當今世界上發展最為迅速、最有生命力的學科之一所蘊含的人類思想革命的意義和學科范式轉換的價值，沒有理解它所指向的是澄清和解決關涉人類生存狀態、生命的價值和生命的目的這個最根本的目標。

二

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在生命倫理學最近幾十年的發展中，赫里格爾斯、佩里格瑞諾等人在關于這門學科的性質討論中提出，這個學科的事實價值已經獲得普遍承認，人們因此就要注重它的理論意義的闡釋。赫里格爾斯提出要把生命倫理學建構成一門能夠依靠自身學科的特定價值與作用，迎接即將到來的高科技時代的學問，進而把它塑造成在全球得以普及的生活方式。佩里格瑞諾等人則更注重把歷史傳統與現代文明結合于生命倫理學之中，這里面既包含古希臘羅馬的人文精神、文藝復興以后的情感關懷，尤其是叔本華和尼采對生命意志的肯定和高揚，也有現代的生命科學和醫學的技術成就，體現出對人性的精神和生命的自然給予更多的尊重，從而為這一學科奠定了完整的理論根基。

我們由此看到，生命倫理學絕不是哲學家冥思空想的產物，也不是其他學科的學者主觀構造出來的東西，它作為當代的一門交叉學科，植根于當代生物學和醫學的發展之中，同時又與人類思想史有著一脈相承的關聯，我們從中看到了理性與情感、歷史與現實、精神與生命的有機聯系；生命倫理學的產生和發展，不是一個偶然的、簡單的學術現象，而是哲學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和需要而出現的一種變革和進步！從本質上說，這種變革顯現出當代哲學的一種專業化、實踐化的傾向，即哲學已經不再堅持原有的元理論模式，相反，現在很多哲學研究已經越來越現實、具體化了，那種曾經無限風光的形而上學式的研究已經越來越少，相反，新一代哲學家還會把哲學研究落實到一些具體的案例中去。從19世紀末的生命哲學到20世紀后半葉及至當下的生命倫理學的這一發展進程，反映的恰恰是哲學研究在當下的范式轉換和正在發生的現代哲學的轉型。

對中國哲學家來說，我們要充分認識這種哲學范式轉換的建構意義，從而為構建新時代中國哲學體系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就生命倫理學本身而言，我們要看到生命倫理學與以往的生命哲學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生命倫理學的主要目標不再是建構宏大的理論體系，也不是制定一套行為準則，相反，它明確指向現實社會中關乎全人類生存的具體倫理問題，并對這些問題加以梳理和提升。其次，生命倫理學倡導尊重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念，同時更突出當今全人類共同面對的生命倫理問題，謀求在求大同存小異的原則下、在相互協商的基礎上解決這些問題。再次，生命倫理學能夠提出根據普遍存在的醫療衛生問題，如人體器官移植、人工流產、體外受精技術、維持生命的治療或設備的撤除等各種臨床實踐，看到道德的本質、生命的價值、人的本質屬性等哲學問題，從各種文化層面探討人類生存問題。最后，生命倫理學更關注公共政策問題，在指導生命科學和衛生健康的未來發展方面發揮著應有的作用。

三

生命倫理學的這種既有理論、更關乎實踐的顯著特點，使得這門學科在全球受到歡迎，表現出勃勃生機。但是，在接受生命倫理學這個學科的時候，我們理應看到，這門學科在揚棄生命哲學無關現實的玄思冥想、勇于認識和解答人類面臨的普遍性問題這點上確有其獨特的長處，這只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熱愛生命、尊重人的自然權利只是我們生命倫理研究的一部分，這里欠缺的是作為道德倫理研究的精神部分，而后者當然是我們在這個領域研究的基本內容，是不可或缺的。反觀中國傳統文化提倡的“醫道行，則活人；儒道行，則活天下”，雖然簡單，但卻更全面。“醫道行，則活人”是指醫生的救死扶傷、懸壺濟世的現實行為，它尊重和呵護生命的自然部分；“儒道行，則活天下”則表明了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尊重生命、熱愛生命的社會部分和精神部分，突出了“濟世救民”“保衛生靈”的王道，把人類理想的追求定格為大道流行、生命得以生生不息的社會和歷史的視閾，這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中國精神在生命哲學里的直接顯現。

如果我們再做進一步思考，我們還會發現，在研究生命哲學或生命倫理學方面，絕對不能把生命當作一種孤立的自然現象，因為人類作為一個族類，彼此之間是有很多聯系的，當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后，人就不只是一個個自然的個體，而是屬于某一個社會的成員。就此而論，馬克思主義經典學說無疑更具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就已經讓我們認識到，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其生命質量不僅與其生存的自然環境有關系，而且也與社會環境、政治環境和文化環境有密切的聯系，假如這些環境不好，人的生命無論如何也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保障。馬克思在這里不僅重視揚棄異化勞動，提倡解放被壓迫的工人，以“實現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即人道主義”；而且還強調人的全面發展的自由不能離開社會的整體發展，認為物化勞動創造的財富將為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奠定物質基礎。這就是說，馬克思相信現代文明的進一步發展會提升、改變人的一些自然本性和事實，而這一切離不開人類社會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雖然是一百多年前寫的，但其基本觀點對我們研究生命哲學或生命倫理學卻有重要啟發意義。正是馬克思的觀點讓我們洞見到，如果我們在這個領域研究中“見人不見物”或“見物不見人”，看不到人是既具有自然屬性、同時也具有社會屬性的存在物，那我們的研究要么就會由于陷入空談而不合時宜，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要么就會因為過于務實而迷失方向。因此，我們在生命哲學或生命倫理學的研究中，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僅關注生物科學和醫學方面的問題，同時也要關注文化的、宗教方面的問題，甚至還要關注經濟的、政治的、社會層面的問題。這樣，我們的研究才能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方面發揮作用，同時也能對國家的建設和民族的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

（作者：謝地坤，系中國人民大學杰出學者、特聘杰出人文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