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萬里：漢唐石經 寫本時代文本與文字的價值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歷代儒家石經文獻集成”首席專家、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

【專家論壇】

儒家經典源自西周，因王官失守而普及于春秋戰國，獨尊于西漢武帝之時。自東漢熹平四年（175）始刊一字隸書石經，到清代乾隆五十九年（1794）清石經竣工的千余年間，先后鐫刻過七種儒家石經，分別是：漢熹平石經、魏正始石經、唐開成石經、蜀廣政石經、北宋嘉佑石經、南宋紹興石經、清乾隆石經。從表面看，七朝石經的內容和所用字體各不相同。就內容言，熹平石經包含《詩》《書》《易》《春秋》《公羊》《儀禮》《論語》等七部；正始石經則只有《書》《春秋》及部分《左傳》；開成石經除《孟子》外，覆蓋十三經中的十二經；蜀石經則已刻全十三經，自后嘉佑和乾隆石經相同（紹興石經鐫刻另有旨意）。依字體分，漢石經用隸書，魏石經用古文、篆、隸三體，唐、蜀、清石經用楷書，北宋石經兼刻篆、真二體，南宋石經則兼楷、行二書。從時間上劃分，漢、魏、唐三種石經屬寫本時代，蜀石經間于寫本與刻本時代，兩宋和清石經則在刻本時代。若就歷朝刊刻初衷與指導思想而深究之，寫本時代的漢、魏、唐甚至包括蜀石經，都與當時的標準文本、標準字體相關，是朝廷因銓選、科舉需要而統一文本與文字的政策和策略實施后的成果，其意義與價值非刻本時代的宋、清石經所能比擬。

西漢惠帝除挾書之律，山巖民間之書紛紛顯世或上獻朝廷，其中尤以儒家經典為多，故傳習者亦眾。至景、武之際，《詩》《書》等五經相繼立為博士，傳授經學，是為國家選官之重要途徑。傳習既久，師法異同引起是非紛爭，于是有石渠閣、白虎觀會議之評判折中，而五經博士亦由此衍展為十二博士。到東漢光武帝時，文本歧說有增無減，于是立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書》有大小夏侯、歐陽三家，《詩》有魯、齊、韓三家，《禮》有大、小戴二家，《春秋》有嚴、顏二家。再后師法博士中又衍生出各種家法。由師法家法所造成的異文異說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策試高第，遂有賄賂官吏偷改蘭臺漆書以合私家文本之事發生，導致熹平石經的刊刻。熹平石經在十四家文本中選取《魯詩》《歐陽書》《梁丘易》《大戴禮》《嚴氏春秋》《公羊傳》和《魯論語》為標準文本，刻于石碑陽面，將其他各家與之不同的異文用校記形式刻于碑陰。刻校記于碑陰，從總體上說是全面展示五經十四博士的文本，但碑陽碑陰主次之別，實則是定碑陽文本于一尊。

文本與師說是區分漢代師法家法之管鑰，文本之別主要是文字文句異同，由文字文句之異產生師說之異。儒家經典文本源于嬴秦者是由籀篆而隸，源于六國者則是由古文而隸。西土籀篆（包括草篆成隸）與東土古文形體本來差異很大，在隸定與隸變過程中產生異文，形成異本，終至分成不同的師法家法。所以，經典文本文字的統一，是阻止甚至消解文本異說的前提，有鑒于此，東漢朝廷用統一的隸書刊刻五經二傳的今文本，應是一項包含政治與學術雙重意義的策略。雖然，由于漢末政局動蕩，宦官與外戚交互掌權，黨錮之禍一再發生，靈帝想借用石經刊刻重振朝綱，無奈大勢已去，未能挽回頹運，但其用通行隸書統一文本，無疑是積極的舉措。

曹魏鑒于今文式微，古文經學不僅遍布民間而且立于學官，不顧熹平石經仍矗于太學，決然重新刊刻馬鄭本《古文尚書》和《春秋》《左傳》，以順應學術大勢而與朝廷古文官學相一致。因為是古文本，故設計為古文、篆、隸三體石經，篆隸是秦漢四百多年通行且為曹魏承用的字體，古文對應六國尤其是齊魯文本。西漢儒家經典出于孔壁，在熹平今文本后重刻石經，自當鐫刻孔壁古文字體以顯示其石經文本之淵源有自。

六朝時期今古文經學漸趨泯滅，至唐而南北經學歸于一統，但由今古南北之學所遺留的文本差異，以及由隸變楷進程中產生的碑別字、俗體字，使得唐初的經典文本仍然極不統一。是時科舉制度已建立，太宗為使天下英雄皆入彀中，自貞觀起，即命顏師古校定五經文本，孔穎達主纂五經義疏。因抄本時代流傳推廣之不易，南北士子未能家置傳習，科舉考試只能采取習本制度。中唐張參任職國子監司業，責任在肩，故將科舉所試五經與《公羊》《谷梁》《周禮》《儀禮》，加上《論語》《孝經》《爾雅》，一并書于泥壁。泥壁日久易污，齊皞、韋公肅等代以木板，而木板亦易圮剝，故鄭覃在大和七年（833）將張參所書十二經重新校勘上石，至開成二年（837）刊成。開成石經所刊十二經完全與科舉考試的大經、中經、小經契合，是唐代中央頒布的官定文本。張參取《說文》、熹平石經、《字林》《釋文》校勘、規整十二經文本的文字，撮其要寫成《五經文字》，分別正俗，成為唐代經典文字標準。鄭覃在張參基礎上重加校勘，刻成石經。所以，開成石經既是唐代經典標準文本，也是唐代文字標準字形。

蜀廣政石經兼刻經、注，一則是主事者毋昭裔個人的遭際與夙愿，另則也是受到后唐長興刊本的影響。盡管蜀石經刊刻綿延一個多世紀，但隨著《孟子》自北宋以還逐漸受到重視，最終被蜀石經收刻，昭示儒家經典十三經到趙宋時已基本定型。此后嘉佑和乾隆石經都以此十三經為限，盡管清代有十四經與二十一經之說，仍未能改變此一格局。

在繼承優秀文化傳統、堅定文化自信的今天，我們應該借鑒和利用作為漢唐范本的石經。清人研究漢魏經學，在缺少文本實物前提下，不免有夸大今古文經壁壘之弊，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古史辨派的研究思路，造成部分認識偏差。近數十年儒家簡帛不斷出土，學者為追溯其篇章內容來源，急切比照傳世經典文獻，尋求文本傳承序列，不知漢魏今古文的實際差異，也不免失之于簡單和牽強。漢魏石經是切實明白的今古文文本，可以佐助認識出土文獻與傳世本之間的異同。如馬王堆《帛易》與上博簡《周易》面世，與傳世本差異較大，若參校十翼附于上下經六十四卦之后的熹平石經本《周易》，不僅可以勘證《漢志》之說，更可發現先秦有各種《易傳》，附經多少也各不相同，十翼附經僅是眾多傳本中一種主要傳本，因被立為博士而成為官學。阜陽漢簡《詩》出土，與《毛詩》對照，次序凌亂，被認為是四家詩外之第五家。但若知道熹平《魯詩》與《毛詩》也有章次不同、篇次不同，更有篇什分隸之異，參以《漢志》漢初傳詩或以風、或以雅，靠諷誦記錄為書，形成不同師法之說，則阜陽簡《詩》亦不過是眾多抄本中的一種，并非第五家詩派，即將出版的安大簡《詩》亦當作如是觀。武威漢簡《儀禮》出土，學者為明其來源，僅據十七篇序次與鄭注《別錄》本不同，推定為慶普本。但漢石經《儀禮》用大戴禮本，其記文與武威簡、傳世本亦互有異同，各有多寡，由此可以推測西漢十七篇傳本絕不止后倉所傳大小戴、慶普三家，各篇所附記文是經師根據自習與傳授需要而加，并非一家師法的記錄，故武威簡《儀禮》未必就是慶氏本。清華簡《金縢》語句文字與傳世本多異，論者恒謂漢儒所改。魏石經《尚書》用馬鄭古文本，其《無逸》篇敘殷三宗與漢石經文字、語序多不同，經考證是先秦簡牘錯亂所致，故清華簡《金縢》未必是漢儒有意篡改。以上所舉，漢魏石經確實有助于我們全面深刻地認識出土與傳世文獻之差異。

唐石經被稱為“古本之終，今本之祖”。所謂“古本之終”，是其文本歷經累朝校勘而后成，其他各種抄本卻因之失傳。所謂“今本之祖”，乃謂后唐長興刊本與孟蜀石經，以及宋景德以后刊本，無不以唐石經為藍本。且開成石經文字嚴格依照唐代標準字樣鐫刻，唐代字樣書《干祿字書》《五經文字》都是參取《說文》《字林》六書筆意而定，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寫本時代的俗寫別體，故唐石經可稱為楷書寫本時代的范本。刻本興起后，訛體簡筆、別字俗字代有興替，致使今人認不清某些字形的正俗，而唐石經卻給我們一個一千多年前的標準。抑不僅此，我們還可以通過唐石經文本和字形，參取《五經正義》和《經典釋文》、六朝碑刻引經，來探考或恢復六朝經典部分文本的樣貌，由此再與漢魏石經、出土簡帛參證，以觀儒家經典在先秦漢魏六朝的流變，認識今古文經學的消沉與融合。

寫本時代石經的文本和文字價值已如上述，刻本時代的石經雖不能與之相提并論，但亦各有特點。嘉佑石經是嚴格按照景德國子監本鐫刻，最具長興、景德本樣貌，紹興石經亦是抄錄北宋國子監本而融入南宋書法特點，都是珍貴的宋本。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隨著洛陽漢魏石經的出土，曾掀起一股研究熱潮，不久即偃息而淡出學者視野。有鑒于石經文本與文字之價值，我們搜集二十世紀有代表性的論著一百余篇，纂輯為《二十世紀七朝石經專論》，冀能吸取與承繼二十世紀已有成果，助力于當前儒家簡帛與傳世文本的綜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