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與廉政建設

怎樣從孟子思想出發談廉政建設？在我看來，孟子思想是從完整人格的追求來切入的，雖然孟子直接講到廉政的并不多，但是他的大部分思想都與廉政教育有關。其中最重要的是孟子對理想人格的推崇、倡導。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恒心就是指穩定的價值觀體系，有沒有穩定的價值觀是“士”與庶民的不同。庶民無恒產則無恒心，所以一定要為老百姓置民之產，讓其有穩定的產業和生計，才能使他們有穩定的價值觀。所以庶民的首要問題不是思想教育問題，而是保證其產業和生活溫飽，使其道德觀念有物質和生活的基礎。士的恒心和價值觀則不因產業有無而有無，不是直接依賴于生產生活質量，也不是直接依賴于環境變化。這樣理解的“士”及其價值觀特點，既描述了當時的社會現實，也寄托了孟子的理想。

孟子又講，“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士”和其堅持的道義，在今天來講，就是強調黨員領導干部的基本覺悟。這是孟子對“士”的一般性強調。

孟子還講，“士何事？”士到底是干什么的，“窮”時無事做，“達”時事情做不過來，但孟子回答是“尚志”。何為“尚志”？《盡心上》有曰：“仁義而已矣”。“志”代表主觀思想狀態和動機。“尚志”就周易所說的“高尚其志”，追求心志高尚。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不斷提升我們的思想境界，這就是尚志。“士”的特點不同于百姓，其恒心不依賴于產業和環境，而且是以尚志為目的，不斷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所以，我們今天講孟子與黨風廉政建設的關系，我覺得重要的一點就是把孟子關于對士的人格的尊崇和修養，轉變為我們今天一種自覺的政德和修養。

孟子除了講“士”，還講“君子”。“士”有時與“君子”相通，可以說，“君子”就是達到高度自覺的士。

一般講，黨風廉政建設往往強調在一個基本的教育層次，就是讓他不敢腐，要了解哪些是禁令，哪些是紀律不許可的東西。這個層次很重要，是基本的。但孟子更強調人的高度自覺，這個覺悟狀態應該是黨風廉政建設更加根本的保障。它不是講幾條禁令，而是綜合的覺悟，綜合的人生觀，人格的提升。

孟子講君子，“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君子對仁義基本價值的踐行，如同我們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他不是把仁義看作外在的規范，一種律令、外在的要求，強迫自己去履行、貫徹和實行，而是把仁義看作是人類內在的本性。我做這件事不是被外界社會強迫去做，而是順由我自己的本性，自主地去實踐它，這種狀態才是達到君子的水平。所以，孟子對廉政的解決，不是從一個個別的德行（比如說廉潔這么一個德行），而是從人格整體、士的整體要求、君子全德的方面，整體提升人的品格和覺悟，包含廉潔奉公和廉政建設。如果從黨風廉政建設的角度說，孟子的特點不是從一件具體事或一個具體德行，像只講廉潔主題，它是更注重通過整體思想覺悟的提高來解決。我個人體會，這是孟子思想對當前黨風廉政建設的一個啟發。

孟子強調：“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達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三天下”和“三不能”，集中體現了士君子宏大和弘毅的境界，“三天下”可見其胸懷廣闊，“三不能”可見其士君子所代表的凜然正氣。

孟子所講的人格，不僅包含我們今天講的強調自由獨立的人格，而且還強調正大的人格、道義的精神，應該說這二者互為一種補充。僅僅講自由獨立的人格，雖然也是很珍貴的，但那還是不夠的；同時我們還要有“三天下”、“三不能”、正大的心胸和道義的力量，這是孟子思想的特點。有了這樣的心胸，士君子才能有浩然之氣。這樣的人所體驗到的身心精神狀態是一種至大至剛的氣，能夠塞于天地，也就是文天祥所講的“天地有正氣，于人曰浩然。”正氣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社會正能量，所以，孟子思想里充滿了道德正氣，有滿滿的正能量，這一點永遠富有時代意義。

文天祥說“士氣所磅礴，凜然萬古存”，孟子思想里凜然大義的心胸和人格，應該說是孟子對儒家價值觀人格精神表達的重要貢獻。

（作者為清華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