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時代推崇白居易及其作品的文風大盛，這從當時日本人編著的漢文學文獻中可見一斑：《都氏文集》《菅家文草》等私家文集、《千載佳句》《和漢朗詠集》等漢詩總集、《江談抄》等說話集、《源氏物語》《平家物語》等物語文學所涉作家作品，皆以白居易為最多。

　　《江談抄》是漢學碩儒大江匡房（1041—1111）晚年幽居之際的說話筆錄，內容寬泛駁雜，涉及詩文、掌故、雜記、文藝評論等類，對以白居易為代表的唐人唐作尤多品評。據筆者統計，《江談抄》共有說話444則，涉及白居易的內容就有近40則。這些內容對白居易的創造性接受，多維地展現出白居易作為文學標桿的意義，同時呈現出許多院政時期獨有的新型審美特質。

　　一、“對等型說話”下的媲美白居易。平安文壇有意識地推出與白居易才情相頡頏者。如平安前期文士小野篁（802—852）的被標榜。第一七八則敘述嵯峨天皇曾化用白詩“閉閣只聽朝暮鼓，上樓空望往來船”，而成“閉閣唯聞朝暮皷，登樓遙望往來船”兩句，并以此試探小野篁，未料小野篁立刻指出“以遙為空最美者”，天皇由之驚贊“今汝詩情與樂天同也者”。

　　如果說上面還是從嵯峨天皇的視角來證明小野篁的才情不遜于白居易，那么到了第一九一則，就直接虛構出一段白居易本人隔海神交小野篁的佳話：“古老相傳……樂天又聞日本有小野篁能詩。待依常嗣來唐之日。所謂望樓為篁所作也。”就“望樓為篁所作”，《古事談》卷六“亭宅諸道”條云：“小野篁遣唐使二渡ト聞テ。白樂天悅デ、構望海樓待給ケルに、見へザリケレ。”意謂小野篁在仁明天皇承和元年（834）曾被選為遣唐副使，白居易得知大悅，構作望海樓以待之。白居易心悅小野篁一事，并不見于中日兩國的史料文獻，當為平安文人的虛構之言。虛構之言當然沒有多少可信度，但其有意構建白居易本人對小野篁的神往與等待，卻無疑表明平安文人的一種理想，即期待出現一位能夠在詩才上與白居易平等對話的本朝詩人。

　　二、“優勝型說話”下的追勝白樂天。到了第二八〇則，出現了一位才思勝出白樂天的典型，這就是平安中期的菅原道真（845—903）。在這則說話中，平安儒者對道真詩句“都府樓才看瓦色，觀音寺只聽鐘聲”進行評價：“文集香爐峰雪撥簾看之句ヨリハ猶勝作云々。”意謂這兩句雖然化用了白詩“遺愛寺鐘欹枕聽，香爐峰雪撥簾看”的意境，卻有著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藝術境界。至于白詩“香爐峰雪撥簾看”，在平安文壇更是多方盛行，不僅見收于《千載佳句》《和漢朗詠集》等漢詩文集，還在平安中期衍化出中宮定子與清少納言的“香爐峰雪”這一佳話（《枕草子》）。故以此句作為道真詩歌的優勝對象，更可襯托出道真的學力之高。平安文人對本朝“和魂漢才”的文學期待由之可見。

　　三、宋土的“壓倒元白”與日域的獨勝樂天。“壓倒元白”，原出于中唐人楊汝士宴席賦詩并以所賦之詩壓倒元白的典故（《唐摭言》卷三）。雖然這首楊詩在藝術水準上實無超越元白之處，但詩中那種表現自我高才與良好感受的文學表現，卻借助元白這一文壇大纛的被超越，而獲得一種放大式的經典意義。從北宋時代開始，“壓倒元白”這四個字就已頻繁出現于文人筆下，詩詞領域的創作亦不乏其例，如“壓倒元白頭欲垂，直與李杜肩相差”（吳芾《三老圖既成久欲作詩未果因次任漕韻》），“方駕曹劉蓋余力，壓倒元白聊一快”（陳與義《蒙賜佳什欽嘆不足不揆淺陋輒次元韻》），“綺筵開，會詠歌才子，壓倒元白”（劉幾《花發狀元紅慢》），等等。

　　再察此時期的中日往來。雖然兩國之間缺少正式的官方接觸，日本人獲取中國信息的來源也主要依靠赴日的宋商與歸國的入宋巡禮僧，但具體到大江匡房本人身上卻情形大為不同。堀河天皇承德、康和年間（1098—1102），匡房曾擔任九州大宰府大宰權帥一職。大宰府是平安朝廷處理外交事務的重要地方行政機關，更是古代東亞海上貿易與文化交流的重鎮，匡房曾感慨：“大宋國從高祖以來及當帝九代之由，唐人所申也，在宰府之間所風聞也。”（藤原宗忠《中右記》）可見，此階段的匡房很容易接觸到北宋的政治文化動向，對“壓倒元白”有所耳聞也極有可能。《江談抄》中“優勝型說話”的生成或與之存有關聯。當然，由于直接史料的欠缺，“壓倒元白”的域外影響也只能暫作一說。但不管怎樣，這種“優勝型說話”的敘述模式，的確可與宋土的“壓倒元白”東西呼應，只不過在平安文壇中，人們并不需要“壓倒元白”，而只需“壓倒”才情高標的白居易就可以了。因為在他們看來，元稹根本就無法比肩白居易，這一點在《江談抄》中也有體現。

　　《江談抄》涉及元稹的內容不過八則，雖然包括了平安文壇的元詩受容、元稹逝后的顯靈異域等雜談，卻沒有出現白居易式的中日文人隔海神交或才情較量的杜撰。另外，匡房時代的日本文壇在對元稹集的獲取方面也較《白氏文集》更為艱難，第三〇二則曰：“元稹集度々雖誂唐人、不求得云々。”或也因之，當一條天皇敕令紀齊名為《元稹集》的下卷標注訓點時，齊名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事。平安文壇的崇白淡元現象，由之不難得見。

　　當然，以上論述并不意味著平安文壇對白居易的推崇之風減弱。實際上，此時期白居易作為文學標桿的存在意義不僅沒有被沖淡，反而走出了詩歌領域，融入生活的各個方面。這在《江談抄》中也有很好的呈現：其一，白居易詩歌成為平安文人自我保護的重要工具，如第三三九則講述藤原齊信在面對藤原義忠的攻擊時，就利用白氏詩句來進行自我洗脫；其二，與白居易詩風的相近與否，成為平安文人風評人物優劣的重要標準，像第三四四則敘述大江以言詩才勝于源順的依據，就是以言的詩句“為深為淺風聲暗”頗得白氏風韻；其三，對白居易生活審美的有意趨同，典型表現如追風白居易首創的尚齒會。《古今著聞錄·文學部》載陽城天皇貞觀十九年（877）三月，大納言南淵年名就在京都小野山莊仿設“尚齒宴”。由上可見，平安文人對白居易的接受，并非平面而靜止的，而是多側面多變化的。對之，《江談抄》中的那些特色型說話，都提供了重要的文獻參考。

　　 （作者：劉 潔，系西南大學文學院特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