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大藏經(jīng)未收宋元明清佛教儀式文獻整理與研究中期檢查報告

一、研究進展情況

主要內(nèi)容：

一、研究計劃總體執(zhí)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本課題包括文獻編目、文獻整理和文獻研究三個子課題。研究計劃是，對此前通過各種渠道從全國各地民間和古舊書市場收集到的2000余冊歷代大藏經(jīng)未收宋元明清佛教儀式文獻進行編目、整理和研究，并繼續(xù)通過各種渠道搜集同類新資料。2018年3月10日舉行了開題論證會。目前進展總體情況較為順利，編目、錄文整理和研究等三個子課題都有創(chuàng)獲，達到了工作計劃中預期的目的。

首先是在項目立項后，編目子課題即參考方廣锠教授敦煌遺書編目體例，按流水號編序的方式，對既有2000余冊佛教儀式文獻進行編目，目前已完成的流水號為1983，實際冊數(shù)已經(jīng)達到2000多冊（一個號有時包括2-3冊甚至更多），編目工作已經(jīng)接近完成。剩余部分將在9月完成。目前完成的目錄總字數(shù)，已經(jīng)有30余萬字。

其次是錄文整理子課題已初步錄文整理佛教儀式文獻100余萬字。包括《冥王科》《目連科》《香山科》《牛王科》《泰山儀》《水陸儀》《地藏科儀》《拜香書》《禳關科》《安龍奠土儀》等。《報恩科》《楞嚴科》《三慧圓通大齋道場儀》《金剛科》和《地獄科》都增加了兩種以上的新校本。當然，由于科儀書在明清時期較為流行，清代至民國時期抄本較多，每一種書均有多個抄本，校勘整理的工作量較大。目前已完成兩篇碩士論文（《牛王科》《泰山儀》），相關整理文本的清稿，將在對已收集到各種本子一一校勘后分別完成。

其三是研究子課題出版或發(fā)表了一系列成果。已出版專著1種（包括《中國佛教儀式研究——以齋供儀式為中心》），主編或合作主編4種（《經(jīng)典、儀式與民間信仰》《漢文佛教文獻研究》《尋蹤敦煌古書<金剛經(jīng)>》《明清以來善書叢編[初輯]》等）；已發(fā)表學術論文10余篇（如《契嵩本<壇經(jīng)>新發(fā)現(xiàn)》，《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4期；《水陸齋的成立考察——以新發(fā)現(xiàn)資料為中心》，收于洪修平主編《佛教文化研究》第六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寶卷新研——以羅祖<五部六冊>征引四種寶卷為中心》《有關〈天竺靈簽〉的考察》《“文頭婁法”研究》《關于贊導和唱導——以〈太上黃錄齋儀·贊導〉為中心》，上四文并載侯沖主編《經(jīng)典、儀式與民間信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從齋供看中國佛教儀式》，《法音》2019年第2期；《敦煌遺書多主題文獻的釋讀、擬名和稱引》，收于王卡、汪桂平主編《中國本土宗教研究》第二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新見科儀<泰山儀>研究》《黃天道新資料<九蓮寶贊>及其研究價值》，上二文并載范純武編《歷史、藝術與臺灣人文論叢》第十六輯，博揚文化事業(yè)有限公司，2019年；《敦煌遺書所見<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jīng)>異本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2期；《韓國藏〈十王經(jīng)〉異本初探》，《文獻》2019年第3期，等等。另有數(shù)篇基于現(xiàn)有文獻撰寫的論文將應約在某CSSCI刊物發(fā)表。

編目工作在2019年9月完成后，家底將基本摸清，課題下一步主要工作即重要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就有了基礎，故課題工作重點將按原計劃轉移到文本敘錄、整理和專題研究上。值得一提的是，從去年到今年6月份，為充實原有文獻并將其與道、巫和民間宗教展開比較研究，我們在原有文獻基礎上，已經(jīng)有目的地選擇、購買了新的佛教、道教、巫教和民間宗教文獻資料500余冊，其中不乏清代康熙、乾隆時期的珍貴抄本，積累了豐富的相關研究資料，為下一步作拓展研究和影印相關重要文獻夯實了基礎。

二、調(diào)查研究及學術交流

（一）調(diào)研6次

自立項以來，課題組先后組織了6次調(diào)研，不僅擴大了資料搜集的范圍，而且還為下一步利用儀式文獻資料研究儀式實踐、儀式圖像和石刻儀式文獻奠定了基礎。

1、2018年2月17日至3月3日，課題組首席專家侯沖及課題組成員張賢明、曹凌、劉寶峰、楊天奇、李甜、劉素香和羊麗玲，到貴州省遵義市石阡縣白沙鎮(zhèn)，考察、參與五天過職佛教儀式一場，七天薦亡佛教儀式一場，通過參加大型法會活動，豐富了課題組成員對佛教儀式實踐的感性認識。

2、2018年9月21日至24日，課題組首席專家侯沖與課題組成員張賢明陪漢學家、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夏維明教授一同到貴州省遵義市綏陽、正安二縣考察牛王廟，通過調(diào)查訪談等方式搜集牛王信仰相關儀式文本、圖像資料，了解相關宗教儀式活動。夏維明教授的成果將作為本課題組階段成果之一發(fā)表。

3、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課題組首席專家侯沖到重慶大足、四川安岳二地考察石刻造像，搜集到一系列能將石刻造像與水陸法會、水陸儀及三圣神（山王、華光和藥王）密切聯(lián)系起來加以研究的資料，為從儀式文獻解讀中國古代石刻造像提供了新的視角。

4、2019年2月中下旬，課題組首席專家侯沖利用寒假之機，到云南省圖書館查閱《楞嚴解冤釋結道場儀》《冥王科》等大型科儀，這批原藏大理鳳儀北湯天董氏宗祠的保存相對完整的佛教儀式文獻，為利用早期文獻資料解讀明代以降漢傳佛教儀式奠定了堅實基礎。

5、2019年5月28日，課題組首席專家侯沖到云南省大理州洱源縣煉鐵鄉(xiāng)，考察搜集佛教儀式文獻資料，進一步加強了課題組與民間儀式專家之間的聯(lián)系與互動。

6、2019年6月18日，課題組首席專家侯沖到山東濟南靈巖寺，考察并搜集宋元明清碑刻中與佛寺齋會宗教活動、僧團喪葬儀式相關資料，細化并豐富了儀式文獻在宋元碑刻文獻中的認識，為理解宋代以降中國佛教儀式實踐活動提供了新的例證。

（二）學術交流

一方面是以我為主展開相關學術交流活動，另一方面是應邀舉行學術講座或撰寫學術論文參加學術會議，同與會專家學者進行交流。

1、自立項以來，課題組除開題報告會聽取專家意見外，已舉行學術研討會1場，學術講座8場。1場學術研討會將在2019年9月下旬舉行。

（1）學術研討會。2018年3月24-25日，在上海師范大學舉行“中國宗教儀式研究工作坊（首屆中國宗教儀式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大陸、臺灣和越南的近20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盛會，課題組多名成員出席并發(fā)表論文，以探討文獻與田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宗教修行與社會實踐等為議題，對中國傳統(tǒng)宗教儀式的歷史、現(xiàn)狀作專題研究。此次工作坊共收到論文16篇，舉行了七場論文發(fā)表會和一場圓桌討論，依據(jù)宗教儀式文獻、敦煌遺書、疑偽經(jīng)、碑銘、石刻、壁畫、紙扎等不同介質的文獻和田野調(diào)查的結果，就中國宗教儀式的文獻與田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宗教修行與社會實踐等諸多議題展開了討論。不少成果與侯沖教授等人2018年春節(jié)期間赴貴州石阡白沙調(diào)查的收獲有密切關系。

2019年9月19-23日，將在上海師范大學舉行“儀式文獻與明清小說”工作坊，以《西游記》與儀式文獻為主要研討論題。已有美國、日本和中國臺灣、北京、遼寧等地的10余名學者應邀與會，共同探討這一話題。

（2）舉辦學術講座。先后10余次邀請海內(nèi)外相關研究專家王見川、陳慶英、井內(nèi)真帆、張文良、道津綾乃、岡本一平、夏維明、王大偉、邢東風、麥文彪、業(yè)露華等著名學者在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舉行學術講座。

2、自立項以來，課題組首席專家和課題組成員應邀作學術講座12場，應邀參加國際國內(nèi)學術會議20余次。自2018年以來，課題組首席專家侯沖先后在云南省圖書館、云南省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上海師范大學、上海開放大學、大理大學，就敦煌遺書、《壇經(jīng)》及中國宗教儀式文獻尤其是佛教水陸儀舉行專題學術講座；課題組成員方廣锠、王招國、伍小劼和曹凌分別應邀在法國遠東學院、韓國東國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等單位作學術講座，論題涉及佛教文獻數(shù)字化整理、禪宗新發(fā)現(xiàn)文獻《金沙論》、敦煌遺書中道教齋文等。此外，課題組首席專家和課題組成員還多次參加國際國內(nèi)學術會議，撰寫的與會論文，除介紹新發(fā)現(xiàn)的契嵩本《壇經(jīng)》外，還挖掘敦煌遺書中的儀式文獻，根據(jù)漢文大藏經(jīng)未收、但在民間又有廣泛流傳的儀式資料，對相關專題展開討論。如配合《梁皇懺》舉行法事的《梁皇懺儀》；用于祈保牛馬畜牲平安無疾的《牛王清齋儀》；舉行佛道教宗教儀式使用的香及其內(nèi)涵；配合儀式展開的水陸畫、掛畫及其宗教內(nèi)涵；明代用于習儀活動并有廣泛流傳的《請送諸天科》等；用于舉行水陸法會，彰顯水陸法會演變軌跡的《開壇科》《破獄科》等。極具原創(chuàng)性。

三、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對于本課題成果的宣傳推介，主要通過以下三個方面來展開。一是出版專題著作，發(fā)表學術論文。如出版專著《中國佛教儀式研究——以齋供儀式為中心》《經(jīng)典、儀式與民間信仰》等，發(fā)表《水陸齋的成立考察——以新發(fā)現(xiàn)資料為中心》等專題學術論文，向學界介紹新資料，提出學術新觀點，擴大本課題研究的影響。二是通過舉辦工作坊，參加學術會議，發(fā)表相關學術論文，指導學生完成儀式文獻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彰顯中國佛教儀式文獻研究的學術價值。三是建立微信學術公眾號“上師大宗教學”，將與本課題相關成果推介到網(wǎng)絡中。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一）存在的主要問題

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三個。第一個是與本課題有直接關系的成果，除文獻編目外，大都是由課題首席專家具體實施和完成，課題組其他成員的參與度還不夠，尚未形成有影響力的系列研究成果。這一方面緣于國內(nèi)外長期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人較少，目前只有課題主持人對這一領域關注的時間較長，可以持續(xù)形成階段成果；課題組其他成員除張賢明近年一直致力于文獻的搜集之外，其他人對本課題研究尚缺乏整體的了解和把握，故暫不能在短期形成有影響的成果。當然，緣于本課題的工作，首先需要完成文獻編目，摸清家底，然后才能借助目錄系統(tǒng)的幫助，有效地將相關資料分類匯集，挑選有代表性的儀式文本編撰敘錄，選擇某些重要文獻作專題整理和研究。

第二個是本課題開展以來，基于補充相關新資料和展開專題比較研究的需要，已購買了500余冊新資料，購書經(jīng)費將出現(xiàn)短缺。根據(jù)立項和開題時的專家意見，本課題在立項后，在拓展資料方面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經(jīng)費，通過孔夫子舊書網(wǎng)及之前建立的內(nèi)部聯(lián)系網(wǎng)，新購入清代至民國時期佛教、道教、巫教和民間宗教儀式文獻500余冊，在豐富既有文獻的同時，為下一步對佛教與道教、佛教與巫教、佛教與民間宗教儀式文獻的比較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過，由于近年來舊書漲價較快，不少珍貴典籍售價成千上萬，目前購書經(jīng)費已經(jīng)超過20萬，購書經(jīng)費已不足支付。

第三個是缺乏暢通的宣傳渠道。近年來，宗教問題一定程度上有過度敏感的傾向。涉及宗教的著作、論文及新聞報道，都不同程度受得限制。純粹的中國古代宗教研究的學術會議綜述和報道，因為涉及宗教而得不到發(fā)布；研究中國古代宗教的著述，也因為涉及宗教而不易出版和發(fā)表。這些，對課題成果的宣傳推介無疑是有一定程度影響的。

（二）改進措施

上述研究中存在的三個主要問題，課題組可以完全自主解決的是第一個。2019年9月前初步完成編目工作后，我們既可以通過便利的目錄檢索，選擇重要資料依次敘錄，也可以通過目錄檢索將同一專題資料分類集中起來，分別進行錄文整理，還可以通過對某一專題資料的查閱和比較分析，撰寫相關專題研究論文。由于開展重要文獻敘錄、專題文獻整理和研究的條件已經(jīng)具備，后續(xù)工作中，將有望形成由課題組群力完成的、有重要影響的系列成果。此前項目進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將不復存在。至于后兩個主要問題，購書經(jīng)費不足，希望得到國家社科規(guī)劃辦的滾動資助；宣傳和推介則將在嚴格遵守國家政策的前提下，盡可能出版論著，發(fā)表論文，發(fā)布研究動態(tài)，擴大對成果的宣傳和推介。

（三）研究心得

1、新資料有助于拓展新的研究領域，取得創(chuàng)新性成果。當原始資料積累到一定程度后，新資料的不斷發(fā)現(xiàn)不僅有助于推進既有研究，而且其價值將顯得越來越重要，甚至可能是研究突破瓶頸的重要助力。本課題立項后，在購入大批新的清代至民國時期佛教、道教、巫教和民間宗教儀式文獻的過程中，我們既豐富、深化了對既有傳世文獻的認識，又拓展了既有的認知領域，對中國古代宗教儀式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在近年審讀國家社科基金結項成果的過程中，通過與審讀成果的比較，這一印象尤其突出。不少成果由于項目主持人此前缺乏必要的專業(yè)基礎知識，又沒有能擴大對新資料的收集和研究，了無新意，提交申請結項成果的質量明顯不足。而我們在既有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由于進一步搜集了大批新資料，或者通過進一步研究新資料，或者在新資料幫助下重新解讀傳世文獻，都將能拓展新的研究領域，形成批量的創(chuàng)新性成果。

2、儀式文獻資料只有放在儀式具體實踐中才能得到全面而如實的解讀。宗教既是一種信仰，更是一種實踐活動。不存在沒有具體實踐活動的宗教。儀式文獻與具體宗教實踐活動有極為密切的關系。研究宗教儀式文獻，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古代宗教儀式的實踐活動。但是，如果研究者本身對宗教實踐活動缺乏了解，對古代宗教儀式文獻的釋讀，就可能流于從文本到文本，落不到實處。如此前對敦煌遺書中變文，對民間流傳寶卷的釋讀，都由于脫離了對其實踐活動的了解和認識，只注意到用于唱念的儀式文獻，而忽略了用于表達儀式活動實踐所要達到目的的文獻的釋讀，從開始對這批文獻的理解和釋讀就不全面。我們以齋供作為中國宗教的儀式的釋讀平臺，既關注儀式唱念活動的主體文獻，更注意表達儀式目的的配套文獻，不論是研究思路還是研究結論，都可以通過儀式具體實踐活動來檢驗，在一定程度上將糾正此前研究中存在的偏頗。

3、中國宗教儀式文獻需要全面的綜合的研究。相對于閃米特系統(tǒng)宗教如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一神信仰來說，中國宗教可以稱為多神信仰。一個人既可以只信仰一種宗教，也可以同時信仰幾種宗教，而且不同宗教所信仰的神祇往往是共有的。相應地，中國宗教儀式文獻不僅具有多神信仰的特點，往往也同時具有多教色彩的特點。不僅不同宗教使用相同的儀式文獻，而且不同儀式文獻中的神祇往往是相同的。唯一的區(qū)別，只是在實際應用中，將“佛”改為“道”或“圣”“巫”，將“菩薩”改為“天尊”，將“佛法僧”改為“道經(jīng)師”等。所以名為“泰山儀”的儀式文獻，既有道教的，也有佛教的；除了上面所說的互換外，其他大部分內(nèi)容都相同。在研究過程中，如果只是單獨研究佛教的，或者只是單獨研究道教，或者只是其他某一宗教，就可以因為研究對象單一、不完全而無法得出全面而公允的結論。這也是我們在課題立項后花大價錢搜集佛教之外道教、巫教及民間宗教儀式文獻的主要原因。

（四）意見建議

建議增加對新資料搜集和購買的資助。在國內(nèi)外公私圖書館館中，目前所知收藏有佛教儀式文獻的只有云南省圖書館和甘肅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資料室，而且數(shù)量較少，兩個地方的藏本加起來僅有100余冊。因此，本課題對漢文大藏經(jīng)未收宋元明清佛教儀式文獻整理和研究的基礎，主要是本課題首席專家此前通過各種渠道搜集來的2000余冊清明抄本或刊本。這些資料搜集的渠道較為廣泛，前期僅在孔夫子舊書網(wǎng)上購書交易的費用即超過40余萬，如果加上線下的現(xiàn)金交易，總費用不低于60萬。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開展，我國的經(jīng)濟實力迅猛增長，國家越來越重視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投入，60萬元自然連滄海一粟都算不上。但對于一個工薪階層的個人來說，則不是一個小數(shù)字。當然，我們前期的投入和努力得到同行專家的認可和肯定，本課題有幸被納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并得到80萬元的資助。我們也在前期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搜集更多更新的資料，爭取盡我們自己的所能，做好做圓滿這一項目。從本課題經(jīng)費使用情況來說，目前項目購書經(jīng)費已經(jīng)存在空缺，而后面三年時間內(nèi)，肯定還要購買其他新資料，特建議增加對新資料搜集和購買的資助。

二、研究成果情況

主要內(nèi)容：

一、代表性成果簡介

（一）侯沖著《中國佛教儀式研究——以齋供儀式為中心》

本書是目前第一部從學術角度對中國佛教儀式作專門研究的專題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全書在將佛教儀式二分為修持儀式和齋供儀式的基礎上，結合田野調(diào)查資料，挖掘佛藏經(jīng)律、敦煌遺書、俄藏黑水城遺書以及傳世佛教儀軌文本中相關材料，通過將道安三例、唱導、水陸法會、預修齋供等放在齋僧平臺之上進行考察，研究中國佛教齋供儀式的起源、組成、核心內(nèi)容、分類和程序，探討了中國佛教最有代表性的尤其是宋代以后影響最深遠的水陸法會等佛教儀式，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開拓了中國佛教研究的新領域。在原來主要只是對中國佛教作思想研究的學術界，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

作為中國佛教儀式研究的首部專著，本書已經(jīng)引起國內(nèi)外學術界的關注。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夏維明教授在2018年10月5日的來信中稱：“我非常感謝您把您的大作《中國佛教儀式研究》送給我。這本書的貢獻太大了。是開辟一條學者沒走過的路。”

（二）侯沖撰《漢文佛教儀式文獻語境中的蓮宗》

本文是“第二屆中國佛教史論壇”大會發(fā)言論文。目前尚未正式刊印發(fā)表。該文利用民間搜集的系列文獻，梳理了蓮宗在宋代以降在佛教儀式文獻中的軌跡。西北大學李利安教授在論壇學術總結（http://www.sohu.com/a/257651081_774492）中說：“第四類宗派問題是有關學派或宗派的拓展性問題，有兩位教授，一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周廣榮教授，一位是上海師范大學的侯沖教授……關于侯沖教授的研究，我們大家都非常熟悉。應該說，在這樣一個泱泱大國，在如此多的佛教學者當中，能夠關注佛教儀式類文獻，并把它上升到一個學術的視野來進行研究的，他應該是第一人。這是我非常景仰的一種研究，因為我們知道，過去中國佛教學術界，注重佛教文學，佛教哲學，佛教通史等等，但是比較淡化佛教的信仰。在佛教信仰這一巨大的資源當中，佛教的科儀與法事這些文化現(xiàn)象，更加不受重視。《大藏經(jīng)》里收集的這類資料也不多，更增加了很多研究的難度。侯沖教授多年來不斷地積累這類資料，并把這些資料放到學術的高度進行審視，以此來認識整個中國佛教史，我覺得這是非常可貴的。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佛教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史、一個哲學史、一個思想史，甚至也可以說，不是一般的政治和宗教的關系史，它是一個具有神圣意義的信仰史。在這個角度下來觀察，我們可以看到科儀類文獻是非常重要的。侯沖教授在這次會議上提供的科儀類文獻研究和會議主題也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他過去討論過儀式類文獻和禪、凈之間的關系，這次探討的是和白蓮教的關系。當然白蓮教從廣義的宗派概念上來講，也是一個宗派，只是它的異端性很強，被剔除在正統(tǒng)佛教之外了。這個特別的但同樣具有佛教文化內(nèi)涵的宗派，在科儀類文獻中如何存在？我想，科儀和宗派的關系的確是一個重要的觀察視角，這對探索佛教儀式乃至整個中國佛教信仰實踐體系的建構，都有重要的意義。侯教授在此次會議上的論文給這種觀察提供了支撐，所以是非常有價值的。”

（三）侯沖撰《契嵩本<壇經(jīng)>新發(fā)現(xiàn)》

本文是對中國佛教原創(chuàng)性文獻《壇經(jīng)》的新研究。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4期。自20世紀二十年代胡適關注《壇經(jīng)》并發(fā)表相關論文以后，《壇經(jīng)》一直是國內(nèi)外學術界廣泛關注的重點，發(fā)表的相關論著僅編成的目錄已經(jīng)厚如城磚。雖然成果較多，但一方面對《壇經(jīng)》版本的認識沒有超出胡適的結論，另一方面是一直不能確定契嵩本《壇經(jīng)》的文本內(nèi)容。本文根據(jù)新發(fā)現(xiàn)明洪武六年刊本《壇經(jīng)》的四個覆刻本，一則明確指出明洪武六年刊本就是契嵩本《壇經(jīng)》，二則指出該書是契嵩在舊本《壇經(jīng)》基礎上，綜合了《景德傳燈錄》等非《壇經(jīng)》文獻編纂而成，并全面開啟了在經(jīng)文正文中加注的模式。該發(fā)現(xiàn)幫助我們明確了何為契嵩本《壇經(jīng)》，現(xiàn)存《壇經(jīng)》諸本具體內(nèi)容，以及《壇經(jīng)》由敦煌本、存中本、惠昕本、契嵩本、過渡本、德異本、宗寶本和德清本不斷被改編的歷程。不僅印證了胡適的研究結論，還指出在利用《壇經(jīng)》研究禪宗乃至唐代以降中國佛教史時，有必要在辨析《壇經(jīng)》不同版本的基礎上展開。

中國佛教文獻研究專家、復旦大學陳士強教授2018年9月15日下午發(fā)短信說：“今天在《世界宗教研究》上看到您關于契嵩本壇經(jīng)的見解，擊節(jié)贊嘆，研究禪籍的人很多，由于是老資料，要作新解，很難。你以新資料作新見，拓展了學界的視野，這是名符其實的個人創(chuàng)見。特向您致以祝賀！”

（四）侯沖撰《水陸齋的成立考察——以新發(fā)現(xiàn)資料為中心》

本文收于洪修平主編《佛教文化研究》第六輯，2018年9月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文章以近年搜集到的一批水陸齋新資料為中心，對中國古代水陸齋相關情況提出了新的思考。提出了解齋僧，是理解水陸齋，解釋諸多水陸儀及相關文本的基礎。水陸齋的各種功能，在齋僧中基本都可以找到。水陸齋的“齋”，既指宗教法會，同時亦包括飯食的含義。不存在與齋食無關的水陸齋。不同歷史時期，水陸齋的稱名往往不同。水陸齋最早的稱名是無遮齋（無遮大會、無遮大齋、無遮道場等），后來又稱為無遮水陸或水陸無遮，最后才稱為水陸齋（水陸道場、水陸法會等）。水陸齋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有一個由齋僧到施餓鬼食的演變歷史，在不同歷史時期使用儀式文本也往往不同。迄今尚未發(fā)現(xiàn)完全一樣的兩種水陸儀。因此，每一種《水陸儀》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水陸齋，都只是水陸齋的個案。不論水陸齋的名稱如何不同，表現(xiàn)形態(tài)如何變化，以齋僧為平臺，以施主、儀式專家和齋意為基本核心元素的三位一體的齋僧模式不變。水陸齋的諸多不同和諸多形態(tài)，都是齋僧模式的不同擴展、演變和細化。水陸齋儀文和水陸齋意文的多樣性、豐富性，因為有了齋僧這個平臺而得到合理的認識和解釋。

臺灣王見川先生2016年曾撰文指出：“大約自2004年，十余年來，水陸法會的研究有新的成果，令人耳目一新。這些新成果，主要以上海師大侯沖為其中代表。他……對有關水陸法會的方方面面，都提出自己的看法，可以說要想討論水陸法會，是繞不開侯沖的相關研究。”相對于此前既有水陸齋、水陸法會研究來說，本文由于使用了新資料，提出了新的解讀模式和新的研究結論，是國內(nèi)外學界水陸法會研究的新成果。同樣屬于討論水陸法會繞不開的研究成果。

（五）侯沖主編《經(jīng)典、儀式與民間信仰》

本書是一本會議論文集，收錄了美國、荷蘭、日本以及中國香港、臺灣與大陸的20余名專家學者的前沿性研究論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全書按內(nèi)容分佛教儀式、道教儀式、寶卷和教派經(jīng)典與儀式的關系等議題。所收論文資料扎實，考證規(guī)范，內(nèi)容豐富，涉及面廣，開拓較深，對經(jīng)典、儀式與民間信仰研究的方方面面均有獨特而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論述。具有議題多元化、研究視野國際化的特點，學術價值較高。如果說李世瑜《寶卷新研——與鄭振鐸先生商榷》引領中國民間宗教史研究數(shù)十年的話，那么，本書所收諸多論文，不僅根據(jù)對大量新發(fā)現(xiàn)資料的細讀，徹底解構了李世瑜此文所建構的研究模式，還豐富、完善了中國宗教儀式的研究，同樣將在未來中國宗教研究領域起一定的引領作用。

方廣锠教授在卷首和卷尾，專門對本書所收論文作了評點，對其學術性和學術價值給予了高度肯定。

（六）侯沖與王見川等共同主編《明清以來善書叢編》（初輯）

本書為大型資料叢書，共分兩輯，由王見川、柯若樸（Philip Clart）、侯沖和范純武共同主編。初輯18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2018年12月出版。根據(jù)流行性、影響性和重要性三個原則，主要收錄并影印明清時期流行善書《太上感應篇》《五公經(jīng)》《了凡四訓》《文昌帝君陰騭文》《文昌化書》《玉歷鈔傳》《關帝明圣經(jīng)》《玉定金科輯要》《明心寶鑒》《元宰必讀書》《救生船》《傳家訓》等的不同版本。由于提供了比前人更多的善書原卷及其不同的版本，故將有助于善書的研究與流通。對于中國古代宗教儀式研究來說，本套書也將因為資料的全面豐富，可以讓相關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避免因資料不全而得出不當甚至錯誤的結論。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

1、選取1000冊以上重要佛教儀式資料，以敘錄方式加以介紹，最終形成中國佛教儀式文獻的首部概要性成果。

2、根據(jù)新搜集到的《楞嚴科》《地藏科》《藥師科》《報恩科》《圓通科》，重新整理這些佛教大科儀，形成新的整理文本。

3、對新搜集到的大型科儀《凈土科》《冥王科》《目連科》《金山水陸科》錄文整理，充實完善佛教大科儀的種類。

4、對《香山科》《牛王科》《禳關科》《山王科》《受生科》《地獄科》《奠土儀》和《泰山儀》的不同異本作系統(tǒng)的校勘整理，全方位展示佛教科儀的種種表現(xiàn)形態(tài)。

5、以《佛門定制》《諸齋定制》為基礎，建構以水陸法會總體框架為核心的佛教儀式文獻組合模式，為理解和釋讀漢傳佛教儀式文獻提供范式。

6、至少以某一清代或民國時期水陸法會《意旨簿》為基礎，選取并影印與該《意旨簿》同名且品相上佳的佛教儀式文獻，完整復原一場佛教水陸法會的文本組合，作為中國佛教儀式乃至會昌法難以降中國宗教儀式的文本個案。

7、基于變文、科儀與寶卷等儀式文獻，對佛教儀式文獻所表現(xiàn)的目連信仰、圣僧賓頭盧信仰、普庵信仰、受生信仰、藥師信仰、地藏十王信仰、東岳信仰和朝山拜香活動作系列專題研究，形成該專題的代表性新成果。

8、基于上述文獻資料所展開的佛教儀式與道教、巫教和民間宗教儀式的比較研究，建構宋代及其以降中國宗教儀式的釋讀范式。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