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國家治理機制 切實提升治理效能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全面總結黨領導人民在我國國家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歷史成就與成功經驗，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行了全面部署，并部署了需要深化的重大體制機制改革。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強調要“著力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加強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這些新的重大部署和重點任務，無疑拓展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廣度和深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相比過去，新時代改革開放具有許多新的內涵和特點，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制度建設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對的是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解決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對于切實提升國家治理效能意義重大。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治理機制創新的歷史突破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治國理政各方面的體制機制前所未有地發展和完善。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完善國家治理體系作出全面部署，成為我國國家治理機制創新的新的里程碑。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首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命題。可以說，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從邏輯上看，國家治理的完整體系包含體制、機制和相關制度三個大的維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國家治理體系的概括全面完整、科學規范。同時，其實踐意義也十分重大。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先從制度入手，確立了全面依法治國總目標，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進一步完善了黨的制度法規之后，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快形成覆蓋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各方面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黨的十九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以及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都是對國家治理制度的進一步完善。

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目標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高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其中包括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體系，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裝力量體系，聯系廣泛、服務群眾的群團工作體系。這一套完整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支撐了國家治理體系的運轉。

正是在國家治理的制度和體制漸次完善，并日益展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顯著優勢的情況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并在國家治理的體制機制創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國家治理機制創新的總體部署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時代謀劃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主軸，深刻把握我國發展要求和時代潮流，把制度建設和治理能力建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繼續深化各領域各方面體制機制改革。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完善國家治理各方面機制進行了系統部署，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到了新的高度。

《決定》關于國家治理中機制創新的表述是和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完整內容有機結合在一起的，其中專門突出機制建設的內容也相當豐富。僅直接涉及機制建設的內容，在《決定》各部分、各方面內容中都有表述。

在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與黨的建設方面，以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為基礎，強調“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作為加強黨的建設的永恒課題和全體黨員、干部的終身課題，形成長效機制”“健全黨中央對重大工作的領導體制，強化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職能作用，完善推動黨中央重大決策落實機制”“健全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各項制度”“創新互聯網時代群眾工作機制”“健全黨統一領導、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增強監督嚴肅性、協同性、有效性，形成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機制，確保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幸福”。

在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方面，強調“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要“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并指出要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健全代表聯絡機制，更好發揮人大代表作用；健全人大組織制度、選舉制度和議事規則，完善論證、評估、評議、聽證制度。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面，強調“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并對健全保證憲法全面實施的體制機制、完善立法體制機制、健全社會公平正義法治保障制度、加強對法律實施的監督等進行了重要部署。

在推進國家機構職能優化協同高效方面，要求健全部門協調配合機制，防止政出多門、政策效應相互抵消；要求健全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體制機制，構建從中央到地方權責清晰、運行順暢、充滿活力的工作體系。

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方面，提出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為更好貫徹新發展理念，《決定》強調要健全推動發展先進制造業、振興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完善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制度政策，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健全鼓勵支持基礎研究、原始創新的體制機制，創新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完善科技人才發現、培養、激勵機制，健全符合科研規律的科技管理體制和政策體系，改進科技評價體系，健全科技倫理治理體制。

把握國家治理中機制創新的邏輯

總的來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各種機制的健全和完善，是對國家治理機制的重要概括。這里包含協同機制、協作機制、協商機制和協力機制等國家治理機制創新的邏輯。

從協同機制來看，最重要的是黨的全面領導的協同作用。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統攬全局，協調各方，這是我們的獨特優勢。其次是法治的協同機制。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對國家和社會關系的所有層面都起著規范作用。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相統一，保證治國理政的效能。

從協作機制來看，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等，都需要多種主體共同參與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更是離不開協作機制創新。政府治理與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就是社會治理當中的重要協作機制。可以說，協作治理是世界潮流，但在中國有獨特的形式和獨到的優勢。

從協商機制來看，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就蘊含豐富的協商治理內容。在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中豐富協商形式，健全協商規則，無疑是重要的協商機制創新。統籌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是在更大范圍內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作用，從而提升中國特色協商治理的效能。

從協力機制來看，確保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就是要人民協力治理國家。《決定》中提出健全志愿服務體系，也是要發揮社會各方面同心協力參與治理的作用。在經濟與社會事務的其他方面，探索企業職工參與管理的有效方式，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在應對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加快建設居家社區機構相協調、醫養康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完善群眾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制度化渠道等，都體現了協力互助性質。也只有不斷創新協力機制，才能充分調動人民群眾在各領域參與國家事務和經濟與社會事業治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把握國家治理中機制創新的邏輯，不斷創新國家治理體系的協同機制、協作機制、協商機制和協力機制，處理好其中的職能關系、責任關系、利益關系等，從而不斷提升國家治理的有效性，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執筆：時和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