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匯】

教育正在異化為追逐利益的手段

教育與其所處時代的社會生產活動緊密相連，能增進個體幸福和社會利益，客觀上具有功利性，但是，過度追求教育的功利性勢必造成教育走向功利化。功利化是指：“實踐主體將既定利益的追求視為行為的參照標準和驅動力，行為違背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最終目標是實現組織或個體活動的特定需要。”教育功利化主要強調把教育作為追逐利益的手段，并依據功利的原則對教育自身結構進行重新建構，使效益和效率最大化。追求教育的功利性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但若把教育只作為經濟增長的工具、當作經濟系統一樣經營，教育的其他社會功能則容易被忽視，使教育目標、內容、評價等走向異化，禁錮在效率的鐵籠中。

“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堅決克服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頑瘴痼疾”是完善立德樹人體制機制的重要目標任務。為什么破“五唯”如此關鍵？因為“五唯”反映實踐主體對分數、升學、文憑、論文、帽子等評價標尺的理解、態度和處理方式，是實踐主體對評價標準片面推崇和追求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折射出教育各環節各領域所存在的教育功利化問題。分數、升學等評價標尺的本質是對各領域或者說各范疇事物發展變化進行描述，是一種可量化、便于操作的工具，具有科學性、客觀性和進步性，有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若過度使用分數、升學等，使之成為外部評價教育的重要甚至唯一標準，以基于客觀數據的方式衡量教育價值，忽視人的全面發展，則必然會喪失其合理的一面，最終背離教育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的目標。在這個意義上，“五唯”為教育功利化打開了方便之門，成為教育功利化的間接推手，制約教育健康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功利化給教育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未來教育對所有已滿一定年齡的兒童來說，就是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學者劉智運、胡德海認為，教育的本質是通過傳承文化使個體社會化，并促進社會的發展和個體的全面發展。雅斯貝爾斯在《什么是教育》中也談到，教育的過程是讓受教育者在實踐中自我練習，自我學習和自我成長。由此來看，教育功利化背離了教育的本質，過分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和實用性，使得教育淪為利益追逐的工具。教育功利化給教育發展帶來深刻的負面影響，使得教育目的、方法、內容、評價等在一定程度上偏離初衷，加速了“為發展可以不擇手段”這種思維方式的泛濫。

教育功利化架空“全面發展”，使得育人目標實際指向“單向度的人”。在“唯分數”“唯升學”的導向下，教育教學實踐過于偏重智育，忽視品德塑造和審美素養的提升，過分夸大分數的重要性，忽視分數的內涵，將分數簡單地當成辦學管理的手段加以工具化；為了升學不惜犧牲正常教育教學秩序，打亂學習節奏；政府用各種“率”評價教育部門，教育部門用“率”評價學校，學校用“率”評價教師，層層傳導，引發教育焦慮；基于“升學率”評價教育和學校的做法內化為思維方式和資源配置方式，間接刺激社會各方追逐升學率。這種“學業成績政績化”的傾向和做法，嚴重阻礙了教育育人功能的有效發揮，分分計較、分數至上、按分排座等做法司空見慣，更有甚者出現“殺掉第一名我就是第一”的慘案。分數和升學本是反映學生成長過程和狀況的重要工具，然而，功利化的取向使得分數和升學承載過多，本末倒置，被當成學生成長的目標，忽視了學生個體差異，也沒有看到教育過程對學生全面發展的支持以及對學生長遠發展的積極影響，這勢必會造成全面發展的失真。

教育功利化擾亂教育節奏，忽視教育規律，異化教育過程。在功利化的導向之下，不僅中小學校推崇急功近利式的教育教學，校外培訓機構、社會用人單位等也在推波助瀾，重視以分數、文憑、論文為代表的教育結果，忽視教育過程的育人價值。于是，在教學上強調死記硬背、急于求成，大量運用講授法進行滿堂灌；學生則不求甚解地抄筆記、背筆記，機械地重復練習、提前學習、超負荷學習。在這樣的過程中，學生的個性被忽視，好奇心被消耗殆盡，創造力被人為地消磨。上海第一次參加PISA測試的結果足以證明：中國學生低階思維（理解、記憶）題目分數高于平均分，而高階思維（評價、判斷、創新等）題目分值低于平均分值。如果結合中國學生課業補習時間長、作業量大的調查數據來看，這種強烈的“剪刀差”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教育過程中學生負擔之大，好成績往往來自對認知性知識的勤學苦練。在這樣的邏輯之下，“教”簡化為告訴和傳遞，“學”簡化為刷題和記憶，實驗被演示實驗代替，教材被知識點代替，睡眠時間被加班加點代替。教育的節奏越來越快，高中三年的知識壓縮為兩年甚者一年半學完，無論學生是否能夠真正理解。

教育功利化催生過度教育需求，強化教育標簽，使得對真善美的追求失去健康土壤。教育能夠提高人的勞動能力，提升經濟和非經濟的收益，進而幫助人們實現社會地位的改變。教育經濟學家提出教育收益率的概念，從個人角度和國家、社會角度分別計算個人收益率和社會收益率，結果表明，大學的收益率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相同受教育水平下更高的教育質量會帶來更高的個人收益率。這樣的結果一方面強化了教育投資的概念，另一方面也使得人們不停地追逐高層次教育，出現過度教育需求的現象。在這樣的思維之下，社會選人用人單位只有不斷提高學歷要求才能以最經濟的方式選到可用的勞動力，而受教育者也只能不斷追求高學歷、高質量教育來獲得穩定的顯性收益和日趨擴大的隱性收益。于是，一方面“韓寒”式人物再難出現，另一方面大量的碩士、博士工作在只需本科學歷即能滿足要求的崗位上，造成人才資源的極大浪費。“唯論文”“唯帽子”正是教育功利化在高等教育領域的集中表現。在科研評價中片面追求論文數量、論文發表刊物級別，而忽視論文本身的質量；把論文作為教師職稱晉升、人才評價的核心指標，忽視對教師主責主業的關照；把論文所代表的科研凌駕于教學之上，忽視不同類型院校發展的真實需要。在院校和人才評價中，“帽子”成為院校評估的重要指標，以數“帽子”沖淡院校評估的發展性意義；唯“帽”取人，信奉“外來的和尚會念經”，過分追逐“洋帽子”，過分夸大“帽子”的作用和功能，使得其激勵作用過于泛化，逐漸使得“帽子”成為“戴帽子者”追名逐利的手段和工具。功利化使得大學“什么都和錢掛鉤，這是個要命的問題”。

從破“五唯”著手破除教育功利化

教育功利化非一日之寒，破除教育功利化也非一日之功，需要抓住破“五唯”的歷史契機，破冰前行、久久為功。破“五唯”直接指向了作為“指揮棒”的教育評價和社會用人評價等，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更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客觀科學理解分數、升學、文憑、論文、帽子的正向作用，同時也需要警惕對這些評價標尺的過度追捧使之異化的弊端，避免“唯”之片面、“唯”之膚淺、“唯”之單一。破“五唯”隱含著三對關系的處理。

一是處理好統與分的關系。破“五唯”應整體考慮“五唯”產生的根源和機理，明確“五唯”之間的相互關系，找準關鍵點集中發力。在整體把握“五唯”的基礎上，從形成“五唯”頑瘴痼疾的外圍因素著手，分階段、分步驟實施破解策略和措施，由量變到質變，扭轉教育功利化的價值取向。

二是處理好破與立的關系。破“五唯”，不僅要“破”，更主要是“立”。破除當前對分數、升學等評價標尺的異化，并不是對評價標尺本身的否定，一方面要扭轉各方面對評價標尺的認識和使用方式，另一方面更要在已有評價標尺之外，借助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開發更加利于事業發展、更能反映評價對象的新方法、新標準等。

三是處理好大與小的關系。“五唯”是教育評價問題的冰山一角，不代表評價的全部。教育評價改革任重道遠，需要在體制機制上進行系統性變革，當前破“五唯”是推進教育評價改革的一個重要抓手，是引發更加深刻的教育評價改革的那只“蝴蝶”。因此，在破“五唯”的問題上，要充分把握好“五唯”與教育評價之間的關系，二者有聯系但不宜完全等同。

（作者：李建民，系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博士，助理研究員）

本文系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2019年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委托項目“‘破五唯’教育評價改革研究”（GYG12019001）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