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梁記脫胎于漢魏橋梁碑文，橋梁碑文是將修橋始末形成文字、勒石刻碑，以稱揚功績、遠播聲名，常涉文體有碑、銘、頌、贊、記，記文與其他類別多有交叉，甚或“異名同體”。自漢徂宋，橋梁記文逐漸獨立開來，在其演變歷程中，創作主旨與語言形式的變化最為明顯，具有多維價值。

　　從創作主旨看，宋前橋梁記主要是歌頌功德。宋前四篇橋梁記，于子健《武德郡建沁水石橋記》（后魏）、崔祐甫《汾河義橋記》（唐）、喬潭《中渭橋記》（唐）、劉丹《西郭橋記》（唐）皆與贊、銘等文體創作主旨相似，都是頌功。入宋后，橋梁記創作主旨由稱揚外在事功向表達內在自我轉化，作者常借修橋話題論政治理念，滕強恕《平政橋記》云“政有大體，推誠心，昭公道，行實政，而民不與焉，如斯而已”；或諷時局弊病，范成大《重修行春橋記》論“今天下仕者，視劇縣如鼎沸，屏氣怵惕，猶懼不既”；或宣德性品格，曾鞏《歸老橋記》贊賞柳侯老而歸鄉、不貪仕祿，“明于進退之節”，隨著宋代理學風氣漸濃，橋梁記主觀性、哲理化傾向也漸強。從語言形式看，宋前四篇橋梁記皆為駢文，文辭工整華美。喬潭《中渭橋記》（唐）描述建橋過程“京兆尹紫綬而董之，邑吏墨綬以臨之。遠邇子來，結構勿亟；無小無大，咸稱天休；經之營之，不愆于素”，整飭精美、藻飾鋪排。究其原因，一是受時代文風的影響，二是源于橋記最初豎碑頌德的功用。然而駢語記事常因對偶形式所限，橋梁尺寸、經費來源、工程處理等細節難以準確說明，剝去宋前橋梁記浮華的辭藻外衣，詳細信息并不多。宋代橋記則主要以散體書寫，語言形式自由、平實嚴謹，利于記事議論，文中地理變遷、橋梁興毀、建筑原理、材料工費、規模尺寸、修建者品格的書寫因此更全面細致，文章篇幅亦較宋前普遍變長。同為書寫建橋過程，宋代文同《眾會鎮南橋記》“端夫昔已深惻，治且未暇，殆今視之猶爾，議將橋焉。其季師皋而說之，愿亦輸其家貲，以佐厥役。架材通溝，琢石補道，長袤高廣，完好堅直”一段，與唐代喬潭《中渭橋記》相比流暢自如得多。雖然仍有個別篇章有意復古，如楊億《南津橋記》以駢句為主，工整流麗，宋祁《壽州重修浮橋記》采用銘文體例，全篇四言寫就，素簡古雅，一些散語為主的橋梁記也間用駢語，但擋不住宋代橋梁記散文化腳步，并最終定型為橋梁記的語言范式，影響深遠。明清兩代唐順之、程敏政、仇俊卿、方苞等文人的橋梁記皆予沿襲。宋代處于橋梁記文體發展歷程中的繁榮定型期，關注宋代橋梁記的主旨、語言、結構、內容等方面的文學書寫對古代文體演化規律和中國敘事學研究很有裨益。

　　宋代橋梁是我國古代建筑成就的重要體現，很多橋梁實體今已消失，《清明上河圖》中壯美虹橋只存在于畫作中，其尺寸規模等具體信息均不得而知，實為憾事。宋代橋梁記則有助于彌補這一缺憾，今人可據文中橋梁修造的時間、地點、工費、修造者等準確信息，管窺彼時文明。宋代蔡襄在泉州主持修建的萬安橋，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座河流入海口的大型石梁橋，幾經修繕，沿用至今。《宋史·蔡襄傳》、仇俊卿《重修洛陽橋記》（明）中記載了修橋采用的“筏型基礎”建橋基法、“種牡固基”固橋基法、浮梁法等先進方法，領先世界約一千年。閩地一帶的盤光橋等，皆仿照萬安橋而建。萬安橋在中國乃至世界橋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史料更顯珍貴。大橋竣工后，地方官兼主持者蔡襄寫下《萬安橋記》并刻碑橋旁，文章記載了修建起訖時間“始造于皇祐五年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工”，橋墩數量“壘趾于淵，釃水為四十七道”，橋梁尺寸“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所耗工費“靡金錢一千四百萬”，工程執事人“盧實、王錫、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等信息，為后人保留了準確而珍貴的史料。不唯《萬安橋記》，宋代其他橋記中皆有關于修建橋梁的時間、地點、人物的記錄，對后人研究中國橋梁史、文化史具有重要意義。

　　橋梁科學涉及橋梁的用料、結構、設計、施工等方面，在宋代橋記中皆有體現。宋代橋梁記中記載了當時橋梁的用料情況，主要材料有木材、石料，輔助材料有銅鐵、竹藤等。以木質為主的，石介《宣化軍新橋記》記載橋的五杠、三十七柱、七十八梁，皆用壯大耐腐的巨木搭建；石質為主的，魏了翁《寶慶府躍龍橋記》中所記的躍龍橋有七個橢圓形石墩，墩上搭石梁、疊石墻；有木石兼用的，魏了翁《綿竹縣湖橋記》所記之橋便是石砌墩柱，梁上蓋有木屋；有石、鐵兼用的，蘇轍《齊州濼源石橋記》載建橋材料“取石于山，取鐵于府”；其他常見材料還有瓦、竹等，文同《東橋記》記載造東橋所用材料“治木百章，礱石百磸，覆瓦五千枚，剖竹三百個”。每種材料的選擇，都會依據橋梁所處的地貌、水勢、氣候等因素而綜合設計考量。

　　宋代橋記中記載了多樣的橋梁類型，北方以平坦的木石梁橋為主，便于大車載貨行駛；江南多石拱橋，凸起寬敞的橋洞便于船只于密集水網中穿梭；閩地盛產花崗巖，石墩石梁橋盛行；大江大河修造橋堤橋墩困難，聯舟而成的浮橋最為常見；多雨地區多見屋橋，于梁上建屋擋雨，保橋護人。浮橋歷史最為悠久，從《詩經》所云“造舟為梁”至宋代已有兩千年。呂祖謙《撫州新作浮橋記》所載“聯舟為梁，合五十余艘”便是浮橋，各座浮橋因船只大小、水域寬窄不同，所用舟楫數量和規模尺寸也差別較大，宋祁《壽州重修浮橋記》中浮橋用了百余艘船，范成大《平政橋記》中浮橋用了七十二艘，洪適《知政橋記》中浮橋則僅用三十四艘。宋代屋橋、亭橋也頗為流行，黃震《撫州崇仁縣黃洲橋記》記載橋上建屋四十楹，王庭珪《鳳林橋記》記載橋上有“彩虹亭”“跨江亭”，在江南閩粵之地，橋上建屋可減少雨水對橋梁的侵蝕，提高橋身抵御沖擊的穩定性，方便行人避雨休憩，美化橋梁外部形態，甚至有些頭腦靈活的市民，將亭屋修整為酒館販鋪。宋代橋記以精練雅潔的語言記載的諸多建筑科學信息，對中國橋梁建筑學研究而言，亦頗為可貴。

　　 （作者：李佳，系吉林師范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