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在輔助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蓬勃發展，研究成果日益豐碩、社會影響持續擴大、管理運行逐步規范，整體水平邁上了新臺階。同時也要看到，與發展定位和承載使命相比，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還存在一些發展瓶頸和成長“煩惱”，特別是“智庫與黨委政府和決策部門溝通不暢，體內循環多、成果轉化少”的問題，限制了“服務黨委政府決策”這一智庫核心使命的履行。

　　各類“堵點”的主要表現

　　“堵”在供需信息不對稱。黨委政府和決策部門的問題導向很鮮明，關注的是制約改革的深層次問題、推動發展的牽動性問題、影響穩定的前瞻性問題、當下面臨的現實性問題。這要求智庫準確掌握現狀、敏銳把握需求，積極主動、又好又快地開展應用型研究。在這方面，黨政類智庫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相較之下，其他類智庫較難掌握一手信息、及時發現需要研究的“真問題”，研究的成果也就難以敲到“鼓點”、顯出“亮點”。加上應用型研究的成果時效性很強，難以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如不能被及時采納，研究就會失去價值。因此，很多智庫特別是高校智庫的研究人員更傾向于承擔可以產出科研成果的縱向課題。長此以往，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智庫與黨政部門互不了解、互不關注、互不主動的現象，供需難銜接、不協調的問題日益突出。黨政智庫供給與決策需求的供需內部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使有的決策部門不愿意發動其他類智庫參與咨詢研究，更少有多智庫多方案可供比較選擇，造成其他類智庫部分資源閑置。

　　“堵”在評價標準不一致。決策部門希望拿到的研究成果能夠“一針見血”，鮮明地回答“這個問題怎么看、這項工作怎么干”，既有前瞻性、創造性，又有針對性、操作性，同時語言準確精練、通俗易懂。而高校智庫、社會智庫等智庫往往難以全面了解黨政決策部門的職權分工、工作機制和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情況，只能依憑不完整、不及時的“二手信息、二手資料”來選題和研判，憑著主觀想象提出對策建議，往往過于理想化、不夠接地氣，成果產出不能“適銷對路”。同時，很多智庫，尤其是高校和學術機構智庫往往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既能供決策部門參考，又能在學術期刊發表，故而習慣于按照常規的學術范式開展研究，偏重于從學理上分析問題。研究成果注重引經據典、學術表達，而得出的結論與對策建議卻不夠精準務實，甚至“頭重腳輕”“從理論到理論”。這樣的研究很難得到決策部門的認可，也很難產出有影響、有價值的成果。

　　“堵”在成果報送不及時。一方面，一些智庫報送成果的主動性、持續性不夠，不能及時“送上來”。有一定實力和影響力的智庫會創辦專報，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決策部門報送成果。但如果智庫不主動與決策部門對接，研究成果便只能在體內循環。另一方面，暢通的報送渠道、有效的報送機制尚未形成，難以順利“遞上去”。智庫報送材料一般以寄送方式提交幾大班子領導同志，但這些報送材料能否被領導同志閱看、有無批示意見、是否建議采用等情況都不得而知，大多只能報送后便聽之任之。黨委政府和決策部門對所接收的智庫報送材料也缺乏制度性安排，尚未確定具體負責智庫成果輸送的辦事機構及其工作機制，尚未建立或者健全“遴選、報送、跟蹤、反饋”的工作閉環。同時，智庫之間缺乏統籌，研究方向的趨同性、研究成果的同質化問題突出，決策部門收到的研究成果大同小異、良莠不齊，嚴重制約了成果的有效及時轉化。

　　造成“堵點”的原因分析

　　缺乏深入的持續對接。智庫的供需關系是以需求為導向的，需求決定供給。因此，建立常態化制度化溝通機制的主動權更多地在黨政決策部門。黨政部門在制定決策時，也會邀請智庫參加座談、研討，但大多是臨時性、隨機性的，往往也只能泛泛而談，會議結束后就不再交流。部分管理部門會不定期舉辦成果對接會，但由于雙方前期缺乏溝通，智庫成果的指向性不強，決策部門也只是象征性地參加，形式大于內容。由于吸納、利用智庫成果還未能納入黨政部門的常規工作機制，相關專職專責不盡明確，致使部分智庫成果不能輸送到決策部門。

　　缺乏鮮明的研究特色。智庫貴在“專、特、精”，但很多智庫只是名稱上的“專”和“特”，實際上卻少有整體規劃和主攻方向，研究人員也往往各自為政、各搞一攤。有的智庫雖然設立了學術委員會和理事會，但成員結構過于單一，基本上都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缺乏有實際工作部門經歷的人員，因此開展的研究仍然是專業不專、特色不特。

　　缺乏靈活的體制機制。對決策部門而言，有關部門雖然已經出臺政府購買服務的指導辦法，但缺少操作性強的實施細則。比如，按照現有規定，較大的課題必須招投標，不僅程序煩瑣、周期較長，且很多智庫達不到規定的資質要求。對科研人員來說，在職稱和科研工作量認定中，主要依據縱向課題、期刊論文、專著和獲獎等，偏重于學術研究；以決策咨詢研究為主的智庫成果，在考核中往往被低估，甚至在職稱評定中不予認定。主管主辦單位仍習慣于將智庫與一般科研機構“一鍋煮”，將智庫經費劃入主管單位或依托部門的大盤子，管理上實行“一刀切”，經費“不好用、用不好”的情況突出。

　　缺乏有力的政策落實。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明確提出，決策部門信息公布、重大決策實施前要經智庫論證，實施中要請智庫參與評估；針對高端智庫建設，也專門制定出臺了《國家高端智庫管理辦法（試行）》和《國家高端智庫專項經費管理辦法（試行）》等管理辦法。除了國家高端智庫的情況整體較好，其他各級各類智庫所期待的利好政策尚難以真正落地。

　　缺乏專業的人才隊伍。一個成熟的智庫，必須有專業的運營團隊，對知識生產進行專業化管理。由于新型智庫建設還處于起步階段，缺少既懂智庫又懂運營的專業人才。不少智庫的運營工作只能由研究人員兼任或是聘請相關人員兼職管理，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很多智庫迫切需要引進熟悉決策咨詢、有研究專長的人才，以優化智庫人才配置，但有關管理制度限制領導干部應聘兼職，使相應人才流動難以實現。

　　疏通“堵點”的對策建議

　　推動決策咨詢制度化。決策咨詢是以需求為導向的，因而在建立健全智庫與黨政決策部門溝通制度安排上，黨政決策部門必須主導、主動。要把智庫參與決策咨詢的制度建設作為發展新型智庫的基礎性工程，更快更大力度推進。一是把完善智庫參與決策咨詢制度納入黨政機構改革內容。貫徹黨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精神，對原有的黨委政府專家咨詢委員會、政府顧問、專家庫等進行整合，設立新的高規格的黨委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遴選吸納各類智庫參與，健全咨詢委員會日常工作機制，使之成為重大決策專家論證制度的具體載體和智庫參與決策咨詢的有效平臺。二是把重大決策專家論證制度納入黨政決策部門的制度性安排。強化決策部門自覺主動向智庫“問策”的意識，充分釋放決策咨詢需求。對黨政決策特別是重大公共決策過程進行科學嚴密的規范化設計，為智庫嵌入黨政部門決策提供制度化保障，從制度上賦予智庫更大的決策知情權、決策介入權、政策評估權。建立政策實施的評估和調整機制，在黨政部門作出決策和政策執行后，由智庫向決策者提供評估報告。三是配套出臺政府購買決策咨詢服務意見的實施辦法。將智庫決策咨詢研究成果納入政府采購和購買服務指導性目錄，定期向社會公布決策咨詢需求清單、采用清單，明確購買的范圍、程序和雙方的責任義務，為智庫參與黨政決策咨詢服務打開“綠色通道”，引導智庫市場有效供給。四是修訂完善政府向智庫購買決策咨詢服務的有關規定。改變對智庫參與研究項目招投標和接受委托的工程類、規劃類、工商注冊等資質要求，實現智庫無障礙參與黨政決策咨詢服務。

　　推動供需對接常態化。建立多層次樞紐、多層面接口，加強對智庫成果報送的統籌管理，建立集收集整理、審核報送、成果反饋等于一體的報送機制，避免低水平成果上報和成果多頭上報，實現精細化管理、精準化報送，提升成果轉化率。一是黨委政府政策研究部門牽頭匯總黨政領導一個時期的調研項目、戰略關切、戰略思考等決策需求信息，定期或不定期向智庫發布，明確研究選題，協調各智庫分工承擔。二是黨委宣傳部門作為智庫主管部門，進一步發揮主導和橋梁作用，連通各個部門，匯集部門決策咨詢需求，向各智庫發布年度選題，協調部門直接與智庫溝通對接。三是引導各個部門與相應專業智庫建立緊密型常態化對口合作機制，建立供需雙方便捷溝通、信息互通機制。

　　推動智庫建設特色化。各類智庫必須從“全能選手”的誤區中走出來，立足當地發展實際，跟進決策咨詢需要，拿出“硬方案”，展現“硬實力”，走出特色化的發展路子。一是突出智庫“咨政建言、理論創新、輿論引導、社會服務、公共外交”的功能定位，充分發揮黨政智庫、院校智庫、社會智庫等各類智庫的特色和優勢，使其各展所長、各盡其能。二是進一步強化專業性分工，積極培育“專、精、特、新”類智庫，引導其提升核心競爭力，向專業化、品牌化方向邁進。三是創建智庫聯盟，推動智庫之間的橫向溝通、縱向協同，開展多學科的交叉研究，加強對重大課題的聯合攻關，最大限度地促進智庫要素的整合、智庫平臺的融合，減少同質化、碎片化、低水平重復研究，推出更多有洞見、有影響力的“拳頭產品”。

　　推動人才隊伍專業化。一是落實中央“推進黨政機關與智庫之間人才有序流動”的要求，建立面向國內外智庫研究人才的柔性流動、兼職聘用以及保障待遇機制，推行黨政機關和智庫間雙向兼職、掛職，實現“問題下達”和“建議上達”的良性互動。二是在完善智庫成果評價考核規范、明確成果等級的基礎上，將智庫研究及其成果納入院校科研考評體系、職稱評定體系，使智庫研究成果與其他科研成果被“一視同仁”，使科研“指揮棒”更加合理有效。三是加大智庫專業人才的培養力度，建立智庫學科體系、課程體系和人才培養體系，構建專門從事智庫運營的職業化團隊。

　　 （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執筆：唐國富、張為民、王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