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明清之際啟蒙運動中的一員主將，王船山先生是一位全面而又堅定的思想開拓者

王船山先生生活于明末清初，他是這一時期涌現出來的一位杰出的哲學家、思想家和儒學文化巨子。他的思想遺產及其流芳余烈，影響著中國的近現代發展進程，也影響著東亞地區的思想文化發展。正如湖南近代的著名人士陶澍所說的：船山先生是“天下士，非一鄉之士”。

任何一個歷史人物，都是作為一定的歷史和時代條件的產兒應運而生的；任何一個杰出的歷史人物，則往往又是作為一定的重大歷史和時代轉折關頭的驕子因時而出的。可以說，這是歷史人物產生成長和經綸世事的基本規律。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導言》中談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曾經指出：“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文藝復興運動是一場偉大的社會變革，也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還是一次為結束歐洲中世紀封建主義的舊社會舊時代，開創資本主義的新社會新時代而制造輿論的思想解放和啟蒙運動。

綜觀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類似歐洲文藝復興這樣的社會變革，曾經發生過兩次：一次發生在春秋戰國到秦漢時期，它是由建立在分封制基礎上的中央王朝和地方諸侯的統治與分治相結合的國家，逐漸向建立在郡縣制基礎上的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轉變，由奴隸制社會逐漸向封建社會轉變的時期，是屬于重大社會轉型和歷史轉折關頭；一次就是從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它開啟了中國從古代社會逐漸向近現代社會轉變的時期，這也是屬于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

古代中國的這兩次社會變革時期，如同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一樣，都曾發生過為未來新社會階段的開創而制造輿論的思想解放和啟蒙運動，都產生過當時的一批時代巨人。前者在春秋戰國時期興起過以“百家爭鳴”為標志的思想解放運動，產生了管仲、商鞅、老子、孔子等思想文化巨子；后者則從明代末年開始興起過以倡導個性解放、倡導科學精神和批判君主專制為標志的思想啟蒙運動，產生了徐光啟、李贄、顧炎武、黃宗羲、王船山等一批思想文化巨子。

明末清初開啟的中國由古代社會逐漸向近現代社會轉變的歷程，決不是偶然的，它是由當時的歷史和時代條件所決定的。這些條件，概括起來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宋明理學尤其是程朱理學，已形成對人們思想的嚴重束縛。這種狀況引起了社會各階層特別是知識階層的不滿。到了明清之際，這種不滿最終引發了對它們的激烈批判，并實現了儒學文化從理學向實學的轉變。二是以君主專制為政治核心的封建社會制度，到了明清之時已是弊端叢生。特別是由于明王朝專制統治的極度腐敗，導致了滿族統治者入主中原取而代之，建立了清王朝。這種政治變局在全國上下尤其是知識界，引起了極大的震驚。三是到明清之際，資本主義萌芽已開始在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產生。實踐這一新型經濟活動的市民階層及其代表人物，開始提出新的思想、政治、經濟主張與要求。四是歐洲資本主義的科學文化的東傳，對當時的中國產生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和影響。隨著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和全球航路的開通，歐洲各國紛紛派出傳教士和其他人士，前往世界各地尤其是東方了解情況，為尋找和擴張在世界各地的資本、商品、原料市場和建立殖民統治作準備。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一大批耶穌會士，就是從明朝末年開始先后來到了中國,他們帶來了歐洲的先進科學技術知識及其一些技術成果，也帶來了歐洲資本主義的一些進步思想文化理念，這在當時中國的知識界引起了震動。以徐光啟為代表的早期啟蒙學者，深深感到中國的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已經落在西方之后了，應該向歐洲和西方的科學技術、思想文化進行學習借鑒。

以上這些歷史和時代條件，相互交錯并綜合發生影響和作用，在明清之際引起了怎樣的社會震動，形成了什么樣的社會思想政治局勢呢？用黃宗羲、王船山、顧炎武的話來描述，就是發生了“天崩地裂”“海徙山移”似的社會震蕩，形成了“已居于不得不變之勢”的社會思想政治局面。面對這種社會情勢，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學者，于是開啟了他們的政治反思、歷史總結和推陳出新的啟蒙行程。

船山先生作為明清之際的這場啟蒙運動中的一員主將，無論從思維敏銳、熱情勃發還是知識淵博、思想深邃來說，在啟蒙諸子中都堪稱一面旗幟，他是一位全面而又堅定的思想開拓者。他在參與反對清王朝統治的斗爭失敗以后，即回到衡陽及其周邊的山區深居起來，開始了自己的一系列著述活動，全身心地投入到以哲學探源、歷史總結為求索基礎的思想啟蒙工作。他在幾十年間寫就的主要著述，有《春秋稗疏》《讀四書全說》《讀通鑒論》等。這些著述體現了一個鮮明的特色，就是以古鑒今；貫穿了一個核心政治思想，就是通過以古鑒今，認為今后的中國社會不應該還是君主專制的為“一姓之私”的“私天下”，而應該是為“天下生民”的“公天下”。在明末清初的歷史條件下，船山先生和其他早期啟蒙學者，能夠認識到并鮮明地提出中國社會在變革君主專制以后，應該成為所有中國人的“公天下”，已是具有相當的民主性思想而難能可貴了。

王船山先生六個方面對當時對后來具有歷史價值的思想遺產

那么，船山先生通過研究中國古代典籍，總結中國歷代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留下了哪些對當時對后來具有歷史價值的思想遺產呢？我想從六個方面來簡略地談些個人看法，供大家研究參考。

第一，在哲學思想方面。船山先生全面總結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發展了唯物主義的傳統，建立了一個樸素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體系。其中包括本源論上的“天下一氣”“天下惟器”“理依于氣”的“氣本論”唯物思想；包括發展觀上的事物矛盾著的兩個方面，既“相互對峙”而并立，又“清濁相容”而統一，并通過“相互摩蕩”的斗爭而實現相互轉化的對立統一思想；包括方法論上的“動以入動，不息不滯”的永不停息的“日新之化”思想；包括認識論上的“知行相資”“力行而后知之真”的唯物主義反映論思想。可以說，船山先生的哲學思想代表了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辯證法思想的最高水平。這也為他總結歷史經驗、進行思想啟蒙工作奠定了唯物辯證的科學思想基礎。

第二，在政治思想方面。船山先生深刻認識到君主專制給國家和天下民眾帶來了嚴重危害，是在“銷天下之才智，毀天下之廉隅”，“不招亂亡之禍者無有”。故認為皇權“可禪、可繼、可革”，并進一步提出天下應該是為“天下生民”的“公天下”的政治思想，大聲疾呼：“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他還認識到，要使天下成為“公天下”，就應該堅持以民為本，強調應以“重民”“養民”為治國理政之旨，將“公天下”的政治理想，建立在民本思想的基礎上。為了“重民”和“養民”，船山先生提出在經濟上應“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在政治上應“嚴以治吏”，“寬以養民”。這種政治思想，就成為他進行思想啟蒙工作的基本出發點和立足點。

第三，在經濟思想方面。船山先生敏銳察覺到了以農為本的中國社會經濟生活，到了明末清初發生了很大變化，一種新的經濟現象隨著商品經濟和市場貿易的發展，在全國一些地方開始出現了。雖然他和當時其他早期啟蒙者并沒有認識到這種新的經濟現象就是資本主義萌芽，但已看到它對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正在發揮重大的作用。他一方面堅持“崇本務農”思想，主張“勸民以耕”以達到“裕國而富民”；一方面主張努力發展工商業以強國力。同時，他十分重視貨幣在國民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視農民和商賈自主進行生產經營的經濟活動。他的這些經濟思想，在客觀上起到了為資本主義萌芽這種新的社會生產力在中國產生和發展制造輿論的作用。

第四，在道德思想方面。船山先生通過批判宋明理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的舊道德思想，倡導把社會道德建立在尊重人性、尊重人的欲望的正當性基礎之上。他指出“存天理、滅人欲”，把天理與人欲絕對對立起來，完全否定、抹煞人性和人的欲望所包含的正當性合理性是荒謬的。他認為人性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日生而成”“日非其故”“屢移而異”的；認為天理與人欲不是絕對對立的，天理就在人欲之中，“理欲合性”，“人欲即天理”，“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因此，他反對程朱理學企圖抹煞一切人欲的禁欲主義，同時也反對要求取消一切社會道德規范及其約束的縱欲主義。他主張義利應該統一。“生以載義，生可貴；義以利生，生可舍”，是他對于義利關系認識的點睛之筆。船山先生的這些社會道德思想貫徹了唯物辯證思想，有力地沖破了程朱理學的舊道德框框的禁錮，為人性解放和人的個性解放，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

第五，在教育思想方面。船山先生把教育提高到關系民族興旺、國家強盛的高度。他認為，明王朝滅亡的深層原因之一，是文化的衰落和教育的失敗，其弊端就在于學校成了科舉考試的附庸和躋身官場的跳板，不重視品德的養成，不重視經世致用，不傳授經世濟民的思想和智慧，導致培養出來的人“無益于世”，要么熱衷于辭章、心性等“置四海困窮而不言”的空談，要么成為追逐“教以利，學以利”的鼠目寸光的俗儒。他結合自己的教學經驗，認為教育的本質是啟發學生自悟，使之“致其知”“進之善”；教學方法應該提倡學思結合，使學生做到博學、有疑、精思、論辯，并引導學生把學到的書本知識付諸實踐，使知與行統一起來，做到“相資以為用”“并進而為功”。船山先生提出的這些教育思想，意在通過改進學校和社會教育，培養出真正適時合用的人才，以利于從根本上推動國家和社會的進步。

第六，在社會創新思想方面。船山先生在自己的研究著述中，用了很大的精力闡述和倡導與時并進的社會創新思想。他集中鋒芒批判了所謂“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泥古主義和厚古薄今思想，認為這是違背社會發展歷程的客觀事實的，社會發展進程的事實說明總是今勝于古的。他明確指出：“祖宗之法，未可恃也”，“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治今日者也”，“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如果“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雖其未消，亦槁而死”。他反復強調，一切制度和法令都應隨著時代和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而堅持變革創新，堅持“當革之時，行革之事”。這就是船山先生在他的著述中所概括的“趨時更新”“推故致新”“新故相推新其故”“榮枯相代而彌新”的社會創新思想，而這也體現了歷史發展辯證法的精髓。

船山先生同所有歷史人物一樣，由于受時代、社會和認識條件的局限，也有缺點和錯誤。比如，他同情和肯定受苦民眾進行反抗的合理性，但又反對民眾的反抗斗爭，主張進行壓制。但船山先生的思想遺產對鴉片戰爭以后一代又一代先進的中國人，為探索對外反對西方列強的侵略，解決民族獨立問題；對內變革封建專制制度，解決民主民權民生問題，起到了開立先聲的先導作用。船山先生不獨在中國留下了影響深遠的思想足印，而且在東亞和世界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也留下了其思想的雪泥鴻爪。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以及俄羅斯、美國、德國、法國、英國、加拿大等國的一批批研究者，長期以來都在致力于研究王船山的事跡和學說。韓國的成均館大學還專門設立了王船山的研究中心。總之，船山先生的思想影響，如同遠空的一顆星辰，輝耀于國際社會的文化思想之園。

（作者為國際儒學聯合會會長、原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