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倫理學研究應面向科技發展

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組建方案》。科技倫理建設成為推進國家科技創新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對科技倫理學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科技倫理學研究應面向科技發展。

從科技發展史看科技倫理學

近代以前的技術,在狹義上是指工匠的一種技巧、技藝、經驗;在廣義上則如同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中所說,“醫術的目的是健康,造船術的目的是船舶,戰術的目的是取勝,理財術的目的是財富。幾種這類技藝可以都屬于同一種能力”。即使在近代,隨著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兩者的關系日趨密切,但是科學與技術亦遵循各自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獨立進行。科學是對自然現象與規律的研究,重點在于認識世界,注重“是什么”與 “為什么”,進而有所發現,以擴充人類的知識寶庫,其成果形式主要表現為提出概念或者定律等,發表論文或者出版著作等;而技術主要是關注人們的需求,主要關注“做什么”與 “怎么做”,進而有所發明、有所創造,以豐富人類及其社會的物質與精神文化生活,成果形式主要表現為制定工藝流程、設計圖紙、確立操作方法以及申請專利等。

20世紀,科學與技術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轉變。貝爾納在《歷史上的科學》中從科學史的視域描述了這一轉變:1895—1916年,工業科學的大擴展即工業向科學的滲透已初見端倪;1919—1939年,工業技術和組織初次大規模地進入物理學,科學家們與大工業研究實驗室密切聯系,物理學研究開始為無線電電視與控制機械等服務;20世紀30年代,科學逐漸為戰爭服務,物理學、化學的領軍人物與工業和政府研究機構關系密切;二戰期間,科學上的進步直接關涉工業化軍備上的進步。

科技倫理學不僅在科學與技術兩者的契合與張力的發展中萌發,更是在科技物性與德性的沖突與張力中生成。隨著科學與技術(大工業)的關系愈益密切,強化了科技對于人—社會—自然系統的影響。正如貝爾納所說,“科學有力量影響人類生活,不論是利是害,已不再有人認真懷疑了”。亦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現代工業通過機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職能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不斷地隨著生產的技術基礎發生變革”。無論在工廠車間的工作臺上,還是在田野里耕作、收割,人們都在使用科學儀器。與此同時,人們的衣食住行,日常的烹飪、洗滌及其日用品都離不開各種科學精巧設備與產品。科技物性與德性的沖突及張力突出表現為科技對戰爭的影響,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發展了轟炸機、坦克和毒氣彈,進而增強了戰爭的殘酷性,使生靈涂炭;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僅誕生了無線電、雷達、電視,有了噴氣機和火箭,還促使原子彈誕生。如同邱仁宗所說,“一個在哲學搖籃中哺育、在紙上涂涂寫寫的科學理論,最終竟能頃刻間毀滅數萬人的生命”。此外,農藥的濫用導致了“寂靜的春天”,不但影響了自然界物種的生息繁衍,亦危及到人類的生命與生存。人們發現,只注重客觀事實研究的科學,也會導致許多生命被殘害。科技倫理學便產生于對科技物性與德性的沖突及張力的反思之中,科技倫理學研究面向科技發展是科技發展的內在要求。

科技倫理學基于生命德性意識

科技的發展體現了科學與技術兩者的契合(或沖突)與張力,同時亦蘊含了科技的物性與德性的契合(或沖突)與張力,就其本質而言,是自然史和人類史的契合(或沖突)與張力。正如馬克思所言,自然史和人類史“這兩方面是密切相聯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科技倫理學正是科技發展所蘊含的自然史和人類史、科學與技術、科技的物性與德性契合(或沖突)及張力的交匯。

當代社會,科技發展導致了一系列倫理悖論與倫理負效應。戰爭時期,人們應用科學及其成果進行互相毒害和互相殘殺。而和平時期,科學及其成果也并未使人們從單調的勞動中解放出來,反而成為了機器的奴隸。維納在《人有人的用處》中指出,“新工業革命是一把雙刃刀”:“它可以用來為人類造福”,“如果我們不去理智地利用它”,“也可以毀滅人類”。原因在于,作為現代科技的開發者與投資者的工業家當牽涉“攫取工業中全部能夠攫取到的利潤”時,他們“很難克制自己的”對于攫取利潤的貪婪性。

當前,現代科技使人攫取利潤的貪婪性有增無減,特別表現于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和“消費社會”的形成。如同鮑德里亞所說,從復雜的家庭組織和技術到“城市動產”,從通信的物質機器、職業活動到廣告,從大眾傳媒到圍困我們睡夢的夜間心理劇,人們都受制于財富相關的信息。由此,人慢慢地將自己變成了官能性的人。

科技倫理學研究之所以面向科技發展,是因為科技發展過程出現的科技倫理問題不斷激發了科技活動主體潛在生命德性意識的覺醒。因此,科技倫理學的產生是科技活動主體生命德性意識覺醒的標志。

回歸造福人類初心應對科技倫理挑戰

誠然,科技活動主體生命德性意識的覺醒是對從事科技活動初心的追問,向科技造福人類使命的復歸,是難能可貴的,但是還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具有高度生命德性意識和倫理責任感的科技主體,與當代科技對自然—社會—人產生影響的廣度與深度遠不匹配。因為許多從事一線科技活動的科技工作者,更多關注科技物性層面的科技操作規范,并不具備高度的生命德性意識和倫理使命感。其二,這種生命德性意識的產生相對于科技發展,具有滯后性。往往是科技成果應用以后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造成環境污染、生靈涂炭后才對此反思,常常亡羊補牢為時晚矣,而且一些問題一經發生,則具有不可逆性。其三,這種生命德性意識還未成為科技活動的頂層倫理設計,未轉化為科技活動主體普遍遵守的科技—倫理范式和科技倫理的評價機制—監督機制—問責機制。

要克服上述不足,僅依靠科學家自身的努力遠遠不夠,而應結成科技工作者與倫理學、法學、社會學者等的聯盟,構建與完善科技—倫理規范體系和科技倫理的評價機制、監督機制、問責機制,促進科技發展的全過程向著造福人類初心的回歸,堅持科技向善發展的內在訴求。

作為科技活動主體的科學技術工作者,在推進科技發展過程中,不僅要注重科技物性層面的負責任的自主創新、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更要注重在科技德性層面恪守科技—倫理規范,關注和探索科技發展對人—自然—社會的潛在倫理風險,構建相應的預警與規避機制,促進人—自然生命共同體和諧發展;作為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特別是倫理學工作者要關注科技發展的現狀及其最新進展,了解并研究科學技術領域中出現的倫理問題,與科學技術工作者共同探討當代科技應發展什么、如何發展,從而使科技倫理學的研究更切合科技發展實際,使其發揮更大作用,實現其應有的倫理價值。

我們應使科技發展秉承科學技術造福人類的初心,擺脫以盈利為目的的操控,遵循珍愛生命(“珍愛生命”不僅是生態倫理意義上和生命倫理意義上對人的生物體生命的珍愛,而且包括對人的生命權、生存權、工作權、隱私權等的尊重)的倫理精神。為此,還需進一步完善制度規范,健全治理機制,細化相關法律法規和倫理審查規則,規范各類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活動。促進科技活動主體“能做”與“應做”、道德責任與道德責任能力、理性選擇與價值選擇、自律與他律多元性的辯證統一。

　(作者單位:東南大學科技倫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