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成公全書》 資料圖片

自秦刻石頌德以降，歷代興師揚威之人在勝利之后，往往勒石立碑，昭銘其功。東漢竇憲勒石燕然，是中護軍班固作《封燕然山銘》，紀漢威德。唐憲宗時，李愬雪夜入蔡州，有行軍司馬韓愈濡染大筆，作《平淮西碑》。明代王陽明巡撫南贛、江西期間，平“山賊”，平宸濠之亂，凱旋之后，也伐石立碑，以紀其事。后人通常稱這些碑碣和摩崖石刻為“紀功巖”或“紀功碑”，其實這不合王陽明本人的心意。

正德十二年（1517）十二月，王陽明進攻謝志珊，連破農民軍據點八十多個。大獲全勝之后，王陽明在思順鄉桶崗村懸崖絕壁上立《平茶寮碑》，碑文曰：“正德丁丑，猺寇大起，江、廣、湖、郴之間騷然且四、三年，于是上命三省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辛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與湖兵合于上章，盡殪之。凡破巢大小八十有四，擒斬二千余，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余眾，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為兇器，不得已而后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碑體西側有大楷“紀功巖”三字，當為后人所刻。因為碑文說得很清楚，“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如果是王陽明自己把此刻石命名為“紀功巖”，那就有自我炫耀之嫌了。在王陽明看來，以兵平亂，以殺人為行仁，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不值得顯耀于世。碑文中關于“釋其脅從千有余眾”的記載則是陽明仁政措施、懷柔手段的實錄，是陽明心學理念在政治上的表現。梁啟超《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說：“因陽明以知行合一為教，要合觀學問事功，方能看出其全部人格，而其事功之經過，具見集中各文。”《平茶寮碑》就是可見其人學問、事功和人格的文章。從書法上來看，《平茶寮碑》瀟灑俊逸，是王陽明行書的代表作。

正德十三年（1518），王陽明率師征三浰，凱旋途中，經過龍南玉石巖。此巖被一斜列的山谷分為兩部分，東面稱上巖或上洞，西面稱下巖或下洞。巖中有喀斯特地貌天然巖洞，廣數十丈。王陽明憩息其中，鐫《平浰頭碑》于巖上，碑文曰：“四省之寇，惟浰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亟。正德丁丑冬，畬、瑤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浰，乘勝歸北。大小三十余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余。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歡。農器不陳，于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時紀功御史屠橋，監軍副使楊璋，領兵守備郟文，知府邢珣、陳祥，推官危壽等凡二十有二人列其名于后。”和《平茶寮碑》“匪以美成”一樣，這篇碑文自言“爰伐山石，用紀厥成”，重在紀事，而不是頌美。同時，王陽明又把“厥成”歸于“赫赫皇威”，而不敢自居。碑文中只用“成”字，不用“功”字，可見在他心目中，剿平山賊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豐功偉績。在他心目中，用“良知”學說教化百姓，使之摒除心中邪念，這才是比較難以成就的，也是更加偉大的功業。

在玉石巖上還刻有王陽明的五首詩，也是由其手跡勒石而成。詩云：

百里妖氛一戰清，萬峰雷雨洗回兵。未能干羽苗頑格，深愧壺漿父老迎。莫倚謀攻為上策，還須內治是先聲。功微不愿希侯賞，但乞蠲輸絕橫征。

甲馬新從鳥道回，攬奇還更陟崔嵬。寇平漸喜流移復，春暖兼欣農務開。兩竇高明行日月，九關深黑閉風雷。投簪正好支筇地，戀土猶懷舊釣臺。

洞府人寰此最佳，當年空自費青鞋。麾幢旖旎懸仙仗，臺殿高低接緯階。天巧固應非斧鑿，化工無乃太安排。欲將點瑟攜童冠，就攬春云結小齋。

陽明山人舊有居，此地陽明景不如。但在乾坤皆逆旅，曾留信宿即吾廬。行窩已許人先號，別洞何妨我借書。他日巾車還舊隱，應懷茲士復鄉閭。

春山隨處款歸程，古洞幽虛道意生。澗壑風泉時遠近，石門蘿月自分明。林僧住久炊遺火，野老忘機罷席爭。習靜未緣成久坐，卻慚塵土逐虛名。

詩后有題識曰：“回軍龍南，道中小憩玉石巖用韻書此。陽明山人王守仁伯安識。”在《王文成公全書》中，以上五首詩分屬三題，第一首的題目是《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第二、三、四首的題目是《回軍龍南，小憩玉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忍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三首》，第五首是《再至陽明別洞和邢太守韻二首》中的首篇。嚴格說來，這五首詩不是寫作于同一時間和同一地點，而王陽明把它們刻在一方摩崖石壁上，說明它們有相同或相近的主題。輕武功而重內治，去塵寰而歸舊隱，這就是王陽明“用韻書此”的意旨。立下人所歆羨的武功，陽明本人并沒有得意揚揚。因為用軍事手段而不是和平方法來靖安地方，他是有愧于心的。

平定寧王之亂后，王陽明以提督軍務原任兼巡撫江西地方。正德十五年（1520）六月，他從南昌來到贛州，停留了四個月左右的時間。通天巖是他和鄒守益、陳九川等弟子的游憩、講學之所。他在這里寫下了十二首詩，其中一首題為《通天巖》的詩刻在忘歸巖巖壁上，詩云：“青山隨地佳，豈必故園好。但得此身閑，塵寰亦蓬島。西林日初暮，明月來何早。臥醉石床涼，洞云秋未掃。”此詩從字面上看，無非是一首筆意瀟灑的紀游之作，流露的是一派陶然自適的雅士清標。可放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看，讀者就不能不佩服王陽明的心地光明，悠然浩蕩。平亂后，外有寧王余黨的煽惑，內有朝廷嬖幸的讒構，通預逆謀的罪名像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王陽明頭頂，但他能做到處艱危而心閑，遇險難而安然，靠的是致良知的修養功夫，正如他在致鄒守益的信中說：“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

（作者：陳芝 周建華，分別系贛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贛南師范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