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原為上古史書的通稱，《漢書·藝文志》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而史書被稱為《乘》《梼杌》，則見于《孟子》。《孟子·離婁下》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晉、楚、魯三國史書名稱不同，但性質、內容差不多，都記錄以齊桓公、晉文公為代表的春秋史事，都出自史官之手。三國史書何以名稱不同？東漢趙岐解釋說：“‘乘’者，興于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梼杌’者，嚚兇之類，興于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意思是晉史多記“田賦乘馬之事”，故名《乘》；楚史多記“嚚兇之類”，故名《梼杌》；魯史記“萬事之名”，故名《春秋》。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對趙岐的說法有所保留，他說：“《乘》，義未詳。”史書何以名《乘》，朱熹有疑惑，也未作深究，后人更語焉不詳。其實，三國史書名稱不同，不是因為所記內容不同，而是因為周王室與晉、楚、魯三國的關系不同，對它們的立場和評價不同。《乘》《梼杌》《春秋》名稱本身體現著春秋戰國時代的“華夷之辨”。

一

乘，車乘，古代一甸之地承擔一輛兵車的賦稅。《周禮·小司徒》說：“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禮記·郊特牲》“唯社，丘乘共粢盛”句則“丘乘”連稱，鄭玄注：“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于車賦出長轂一乘。”東漢劉熙《釋名·釋州國》也說：“四丘為甸。甸，乘也，出兵車一乘也。”丘、甸皆是古代采地單位，一甸出兵車一乘，故甸又稱乘。作為采地單位，甸與乘可以互換，甸即乘，乘即甸。

甸，就其位置而言指都城郊外。《尚書·禹貢》規定在天子領地外圍，每五百里為一個服役地帶，按遠近分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離天子最近的五百里地帶叫甸服，主要為天子治田出谷。天子都鄙加上甸服五百里，也就是畿內千里。《禮記·王制》說：“千里之內曰甸。”《國語·周語中》周襄王對晉文公說：“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左傳·桓公二年》晉大夫師服說：“晉，甸侯也。”周成王封其胞弟叔虞于晉，距離西都鎬京與東都成周都比較近，屬于天子畿內千里之地，環衛于王室近側，承擔甸服的貢賦和守衛之責。

晉國屬于甸服，“甸，乘也”，則晉國即晉“乘”——給周天子貢獻車乘田賦之國。再引申之，記錄晉國所出田賦車馬和此疆境上發生的一切的史書，也叫晉《乘》。故史書名《乘》，源自采地、賦稅之制。

《禮記·郊特牲》“唯社，丘乘共粢盛”句“丘乘”連稱，“丘”與“乘”都是古代采地單位，也都成了史書之名。“乘”有晉《乘》，“丘”有《九丘》。《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說楚國史官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唐代孔穎達認為《九丘》是“九州之志”，記錄九州“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與晉《乘》“田賦乘馬之事”相類，都是采地單位作史書名稱的例證。

稱晉史為《乘》體現了周王室的立場。《國語·晉語七》晉國大夫司馬侯說：“羊舌肸習于《春秋》。”羊舌肸即叔向，晉國著名的賢大夫，司馬侯推薦他做晉太子之傅，羊舌肸所熟悉的《春秋》，應是晉國的史書，晉人稱呼本國史書為《春秋》。晉《乘》，是晉史的別號，在周天子眼里，晉國是王室田賦車馬的貢獻者。也許，不僅晉國史書，其他甸服之國的史書都被周王室稱作《乘》。《乘》意味著與周天子關系比較親密，在天子畿內千里之地，也意味著對王室承擔甸服的貢賦和守衛之責。

二

梼杌是惡獸，與混沌、窮奇、饕餮共為中國古代傳說中的四兇。《神異經·西荒經》描述如下：“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兩尺，人面虎足，豬牙，尾長一丈八尺，擾亂荒中，名梼杌。”梼杌如此丑陋兇惡，古代把冥頑不靈、兇惡無比的人比喻成梼杌。《左傳·文公十八年》說：“顓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梼杌。”顓頊這個不成器、兇頑的兒子被叫作梼杌。鯀在上古傳說中是一個兇惡頑固的叛逆者，不聽命于堯舜，最后被舜誅殺于羽郊，古人也視其為梼杌。

對周王室而言，楚國就是那個不服從王命的“梼杌”。自西周建立以來，周、楚之間的矛盾、戰爭綿延不斷。周昭王伐楚喪師，溺死于漢水，這是周王室的恥辱，一度諱莫如深。幾百年后齊桓公還以“昭王南征而不復”作為伐楚的口實。周宣王征討荊楚，勞民傷財，國力大挫，伐楚失敗導致了后來西周的敗滅。春秋時代，楚國越來越強大，不斷蠶食吞并姬姓之國，齊桓公、晉文公之所以成為霸主，皆因為“尊王攘夷”有功，阻擋了楚國朝北擴張之勢。但楚國的發展還是如火如荼，楚莊王在中原長驅直入。春秋中后期，楚國與晉國共為天下盟主，周王室及中原各國最終沒有擋住楚國的強大。

《詩經·小雅·北山》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楚國無視周王室的權威而自稱王，一直是周王室及中原各國的心腹之患。對周王室而言，楚國是頑固不化的大兇者、叛逆者，就是“梼杌”。出于對楚國的仇視與畏懼，就把記錄楚國歷史的書也蔑稱為《梼杌》。《梼杌》是周人給楚史的別號，楚人是不會稱呼自己的史書為《梼杌》的。《國語·楚語上》楚人申叔時說：“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申叔時建議楚太子學習的《春秋》，應該是楚國史書，楚人把自己的史書也稱作《春秋》。稱楚史為《梼杌》，表達了對楚國的厭惡、仇恨和畏懼。這一名稱凝縮著周、楚長期的敵對歷史。

戰國時，楚國是七雄之一，經歷長期的戰爭及文化融合，楚國儼然成了華夏文明圈里的一員，天下格局與春秋時代大不相同，楚國基本不再被視為北方的共敵。《梼杌》稱楚史只見于《孟子》，孟子還把楚人稱為“南蠻舌之人”，他是傳統的守護者，有根深蒂固的正統觀念。《梼杌》一詞，說明視楚國為蠻夷的傳統，至少在孟子的時代還沒有結束。

三

“春秋”首先指諸侯對周天子按時節的朝聘和貢獻。《國語·周語上》說：“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國語·吳語》說：“春秋貢獻，不解于王府。”《左傳·僖公十二年》記載管仲朝聘周室，周襄王欲以上卿之禮接待，管仲說：“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若節春秋，來承王命”意思是于春秋朝聘之節，來接受王室之命。以上的“春秋”皆強調諸侯對天子的朝聘、貢獻。魯國的始封君伯禽周初被封于東夷之地，是姬姓最東邊的大國，承擔著控制東方夷族的使命。另外，伯禽是周公的兒子，周公在周成王年幼的時候，踐祚攝政，功莫大焉；為了表彰周公的功德，周王室特賜魯國用天子之禮祭祀周公，故魯國在姬姓之國中尤為尊崇。魯國政治地位特殊，戰略意義重大，對周天子而言，當然希望魯國能按春秋時節進行朝聘，承擔對王室的輔翼之責。稱魯國的史書為《春秋》，應該包含著這樣的期待。

“春秋”還指按時節對祖宗的祭祀。《詩經·魯頌·宮》：“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意謂對上天及祖宗的祭祀不能懈怠。《左傳·襄公十三年》載楚共王言：“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為‘靈’若‘厲’。”意思是托大夫的福，能夠保全首領以善終，在祭祀安葬諸事上，得以追隨先王于禰廟，請給“我”“靈”或“厲”這樣的謚號。“春秋”指祭祀，“窀穸”指安葬。《中庸》引孔子言：“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這些“春秋”都指對祖先的四時之祭。對祖先的四時之祭稱“春秋”，故記錄四時之祭的典策亦稱《春秋》。諸侯把本國的史書稱為《春秋》，應該有這樣的含義。

“春秋”由天時而引申為朝聘或祭祀之禮，則記載朝聘和祭祀等大事的策書，就通稱《春秋》。故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春秋》最原本的特質是禮，自古皆然，故成為史書的通名。

綜上所述，《乘》由甸服之采地、賦稅得名，《梼杌》因對楚國的仇視得名，《春秋》由天時得名，除了《春秋》是上古史書的通名外，《乘》和《梼杌》作為別號，主要出于周王室的立場。《莊子·漁父》說：“貢職不美，春秋后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也是從貢職、春秋朝聘、是否順服三個角度總結諸侯與天子的關系，正好與孟子的《乘》《春秋》《梼杌》三個名稱的含義相對應。《乘》與《春秋》皆側重對天子所承擔的貢賦、朝聘、藩衛義務，是期待和要求；而《梼杌》針對敵人，表達仇恨、厭惡和畏懼。《孟子·滕文公下》說：“《春秋》，天子之事也。”天子有權評判、褒貶諸侯，天子給諸侯史書的別號，有“一字褒貶”的政治功能。孟子的晉《乘》、楚《梼杌》、魯《春秋》，反映了春秋戰國時代的“華夷之辨”。

（作者：董芬芬，系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