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詩經》是中國文化元典之一，同時也是自漢以來形成的漢文化圈內東亞諸國的文化經典。日本自古以來，慕華成風，以通漢文為尚，故其著作多用漢文書寫。據不完全統計，從公元6世紀以來，日本現存漢文書籍總量超過一萬種，僅江戶時代《詩經》著述就達500種。近年來，日本詩經學研究方興未艾。作為觀照中國詩經學的異域之眼，日本詩經學的價值何在，本期推送的三篇文章對我們多有啟發。其研究重點大致有三個層次：一是日本保存的《詩經》珍本，二是《詩經》在日本的傳播，三是《詩經》對日本文化的影響。它既反映了《詩經》融入日本主流文化的歷史脈絡，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探究日本詩經學核心價值的研究路徑。相信站在區域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宏大視域下，對《詩經》的地位及價值會有更為清晰、準確的認知。（劉毓慶）

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8），縱跨中國歷史上“康乾盛世”時期，出現了繼奈良、平安時代之后第二次儒學繁盛的黃金時代，其研究成果之豐碩尤其引人注目。如果將日本江戶時代詩經學置于明清詩經學的視域下進行觀照，會發現明清兩代《詩》學的每一次大的轉向，都會在稍晚的江戶日本出現類似的情景。它們之間自然形成一種此消彼長式的連鎖反應模式。從江戶時代二百六十余年詩經學與明清詩經學絕非偶然的暗合來看，明清詩經學的影響不能簡單地概括為外部因素，看似外部成因的明清詩經學事實上就是主導江戶詩經學演變最本源的動力。而這恰恰是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國家接受中國文化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

一

程朱理學在元代被奉為官學，延祐復科，又將朱子《詩集傳》等注本法定為教本，遂使“朱傳”走上了獨尊的地位。明承元制，對程朱理學的推崇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嚴重束縛了學人的思想，形成一種保守而又拘謹的學風。這一點在明前期表現尤為明顯。黃宗羲描述王守仁之前的明代學術說：“有明學術……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影響至詩經學領域，則是學人只知有《朱傳》，不知有漢唐注疏，除了重復宋儒之說外，鮮有思考。此時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的要數胡廣奉敕編纂的《詩傳大全》，而《詩傳大全》完全就是一部抄襲元代劉瑾《詩傳通釋》的改頭換面之作。

日本江戶時代，《詩經》已傳入日本一千多年。像《毛傳》《鄭箋》《孔疏》，在日本皆有傳本。德川幕府統一日本后，決心借鑒中國經驗，采取文教政治。朱子學說憑借其強大的文化影響力，承擔起構建意識形態話語系統的使命。作為朱子學思想體系重要載體之一的《詩集傳》，以絕對優勢壓倒了《毛傳》《鄭箋》，成為日本學人重點研討的對象。仁井田好古提及江戶前期的《詩》風時說：“明氏科舉之制，于《詩》獨取朱一家，著為功令，于是天下無復他學。此風延及皇國，毛鄭雖存，皆絀而不講，古義湮晦莫甚于此。”明代獨尊朱子“詩學”的風氣傳至江戶，使流行日本近千年的毛鄭之學很快棄而不用。江戶前期最高的學政官林羅山格外尊崇《朱傳》，說：“逮朱子《集傳》出，而后群言廢矣，可謂得比興之本旨，合詩人之原志。”他在江戶前期特殊的政治身份和學術影響力，都足以引領當時的《詩》學風尚。江戶日本沒有科舉，但同樣推崇《詩傳大全》，林恕贊曰“是天下之公論”，且仿之撰《詩經私考》。中村之欽的《筆記詩集傳》也受到《詩傳大全》的諸多啟示。松永昌易“采摭元明諸儒之說”注疏《朱傳》，名曰《頭注詩經集注》。他們視《朱傳》如經文，一字一句詳加注解。大量征引明代詩著代己立說，幾無己見。這些特點與明代前期的《詩》學極其相似。

二

明中期自正德年間始，整個社會思想和生活都發生了新的變化。宋儒所倡導的“存天理，滅人欲”的極致發展，必然帶來思想的沉悶和人性的窒息，于是出現了對朱子學的種種反思和叛逆，最有代表性、影響最大的莫過于陽明心學的興起。與這種社會思潮相適應，在學術研究領域集中表現為尊重人情的師心自用和主觀臆斷。朱子“詩學”中關乎心性修養、人倫道德教化的經學闡釋日漸淡化，而就詩論《詩》的文學啟蒙思想在此時卻大放異彩。缺乏歷史羈絆的任情解《詩》，沒有所謂的權威和標準，每個人都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創新意識，各種新觀點、新流派不斷涌現，開辟出一個嶄新的《詩》學時代。

江戶中期自元祿年間始，正值中國歷史上所謂的“康乾盛世”，在其強大的影響力下，江戶學者慕華成風，一切向中國看齊。明朝中晚期學風姍姍來遲，入主江戶中期。伊藤仁齋首發其難，質疑朱子“詩學”，高倡“《詩》道性情”和“《詩》無定義”。中井積德的《古詩逢源》拋棄成說，對詩旨作出全新的闡釋。撰《古詩得所編》，將三百篇全部按其認定的時代先后重新編排。皆川淇園的《詩經繹解》則將三百篇一變為君子修身養性的道德說教之書。另外如赤松弘《詩經述》、齋藤高壽《復古毛詩序錄》等都完全擺脫了前人說《詩》的樊籬，在不背離人情的軌道上而任意驅馳。江戶中期《詩》學主要延續的是明朝中晚期的《詩》風，雖然提出的具體觀點不盡一致，但從蔑棄傳統、解構經典、尊重人情、新見迭出的表現來看，與明中晚期詩經學并無二致。

三

清代詩經學格局是在反思晚明空疏學風的過程中逐漸定型的。明清鼎革，巨大的社會變革促使各階層知識分子都在思考、尋找新的學術出路，或以理學矯王學之弊，或以漢學正理學之窮，由此形成清初或漢或宋，無所獨尊的多元《詩》學體系。在顧炎武、王夫之等人復古、征實的倡導下，陳啟源《毛詩稽古編》橫空出世，顯現出《詩經》漢學復興的趨勢。迨后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毛詩后箋》等著作標志著考據學的成熟，奠定了清代經學與漢學、宋學相提并論的學理基礎。漢學復興大勢下清代詩經學的主要特點表現為：經義說解尊崇漢學傳統，詮釋路徑注重文字音韻訓詁名物的綜合實證考察。

江戶寬政年間以來，中國文化對日本的沖擊依舊保持強勁的勢頭。在清前中期《詩經》漢學強勢回歸的大勢下，江戶末期《詩》學也發生相應的轉向。此時的學者不再醉心于元享以來標新立異的學術風氣，而是從清代考據學中充分汲取其理性精神，秉持一種科學的態度專事學術研究。清代前中期的《詩經》著述逐漸成為日本治《詩》者關注的焦點，如陳啟源、毛奇齡等人的著作都曾引起轟動效應。八田繇《詩經古義解》把《詩序》比作君，自己比作臣，挑戰《詩序》猶如無禮于君，自己必“誅之如鷹鹯之逐鳥雀”。龜井昱撰《古序翼》，力駁朱熹《詩序辨說》對《詩序》的否定。又撰《毛詩考》，為重建《詩序》的價值體系作努力。諸葛晃《詩序集說》匯輯各家學說，力求全面發揮《詩序》的意義。冢田虎《冢注毛詩》帶有鮮明的史家觀照的特征，對《詩序》歷史的考察不遺余力。仁井田好古著《毛詩補傳》，談及成書的緣由說：“蓋圣門傳詩，莫古于毛，又莫善于毛。唯其說簡深古奧，后儒推衍雖勤也，義歸或乖，異論逢起，無復全學。仆為此發憤，皋牢諸家而折其衷，綴修補合以成其義，名曰《毛詩補傳》。”集大成之作安井息軒的《毛詩輯疏》，以考據見長，絲毫不懷疑《毛傳》的訓詁，而是在尊毛的前提下多有所發揮。就連由朱子學統成長起來的一批學者，也將目光投向漢學，形成兼采漢宋的特色。如豬飼彥博《詩經集說標記》、東條弘《詩經標識》、古賀煜《朱子詩傳思問續編》、日尾瑜《毛詩諸說》等，無不將漢學作為其學術的有力支撐。

關于江戶學風的流變隨中國文化思潮的起伏而跌宕，江戶漢儒已有察覺。古賀侗庵說：“西土學術文風百年內外必覃被于我。”江村北海說：“我邦與漢土，相距萬里，劃以大海，是以氣運每衰于彼而盛于此者，亦勢所不免。”廣瀨旭莊說：“西人之知，深于創韌；邦人之才，巧于模仿。凡百器物方技術數之類，無不悉然，至文章經義尤甚。”無不在佐證著中國在日本學術文化演變中所發揮的主導性作用。因為空間的阻隔，此間存在一定的時間差，時間差的長短取決于兩國的外交政策和交通運輸的水平。當然，模仿不等于簡單重復。明清時期新的《詩》風傳入日本之后，這種風氣會根據日本民族的特點，作出適時的調整，使一部來自于西土的經典在本國環境下煥發出璀璨別致的民族之光。

（作者：張小敏，系山西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