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詩》”本是西漢初期儒生韓嬰所傳布的《詩經》文本，后來伴隨著韓嬰學術影響的日漸擴大，終于形成一支以韓嬰解《詩》為主體、以韓嬰后學的發揮為支流的學術流派。《韓詩》學派頗具規模，是漢代三大官方《詩經》學代表之一，尤“行于東漢”（清唐晏《兩漢三國學案》）。《韓詩》學派產生了眾多的學術著作，但至兩宋之交，除了《韓詩外傳》之外，其余著作皆已亡佚。《韓詩》文獻亦由此而析為兩類：一為傳世至今的《韓詩外傳》，二為消亡已久的《韓詩》佚著。兩者一顯一隱，深刻影響著各自的傳播途徑與特色。這一現象，在《韓詩》文獻傳播于日本的過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韓詩》文獻很早便為日本學界所知曉。最直觀的證據是，《韓詩外傳》十卷已經著錄于日本現存最早的漢籍目錄書《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詩類》中，此書由藤原佐世（847—898）撰成于寬平三年（891），當唐昭宗大順二年，足見《韓詩外傳》至遲在唐代已傳入日本。此后《韓詩外傳》在日本有著穩定的傳播，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韓詩外傳》的不少片段，在日本平安時代以降的類書、字抄中頻繁出現，這說明《外傳》在日本知識界的傳播較為普遍，因此書中不少格言和故事常為日本古籍所采擇。同時，部分傳入日本的中土典籍也加速了《外傳》在日本的傳播，例如唐人魏征所編《群書治要》卷八抄錄了《外傳》的部分內容（金澤文庫尚藏有鐮倉時代鈔本），此書在日本學界影響極大，它對《外傳》的選抄應該會積極作用于《外傳》在日本寫本時代的傳播。

第二，十七世紀以后，日本出現了多部和刻本《韓詩外傳》，這極大地促進了此書在日本學界的傳播。今存最早的和刻本《外傳》是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日本承應二年（1653）京師書坊勝村治右衛門刻本，日本學界稱之為“勝村本”，高橋良政《和刻本韓詩外伝の書志的考察——勝村本について》（《斯文會》112號，2004年）曾對此本進行過深入研究，可供參稽。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所藏寶歷九年（1759）星文堂刻本《韓詩外傳》亦頗具特色，此本由鳥宗成校勘，正文每行右側多訓點文字，且有零星校勘記書于頁眉，部分展現了日本學者對《外傳》的校勘成果。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此時日本對《外傳》的校刻實淵源于中國的明刻本。例如勝村本之底本為嘉靖十八年（1539）薛來芙蓉泉書屋本，星文堂本之底本為萬歷二十二年（1594）程榮《漢魏叢書》本，這說明日本學界對《韓詩外傳》的刊刻，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國的影響。換言之，是明代中國蔚然成風的《外傳》刊刻引發了日本刻印此書的熱潮。

第三，十八世紀末期至今，日本學界出現了多種研究《韓詩外傳》的專著，從而實現了《外傳》在學術研究層面的傳播，這代表《外傳》在日本的傳播進入了更加成熟的境地，以至于在江戶時代，學界已出現了多種《外傳》索引類著作（詳見坂本宗子《享保以后板元別書籍目錄》），這顯然是伴隨著《外傳》研究日漸興盛而出現的結果。從產生于江戶、明治時代的岡本保孝（1797—1878）《韓詩外傳考異》、川目直的《校注韓詩外傳》，到20世紀產生的伊東倫厚《韓詩外傳校詮》（僅見卷一卷二）、吉田照子《韓詩外傳譯注》，都各有側重地對《外傳》展開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不乏有價值的識見。吉田照子是日本學界第一位以專門研究《韓詩外傳》而著稱的學者，他撰有近二十篇對比研究《外傳》與其他秦漢典籍的論文，多有前人未發之見。

與《韓詩外傳》有條不紊的傳播特點不同，《韓詩》佚著在日本的傳播顯得較為零散，這與《韓詩》佚著亡佚較早有直接關系。總體來看，日本典籍所保存的《韓詩》佚著文本最早來自于中國類書（如《修文殿御覽》）、字書（如顧野王原本《玉篇》）、音義書（如慧琳《一切經音義》）、注書（如李善《文選注》）和逸書（如杜臺卿《玉燭寶典》），這些典籍都或多或少地征引過《韓詩》佚著之文，故其傳入東洋后，便打開了《韓詩》佚著在日傳播之門。隨著這些典籍影響的日益擴大，不少日本學者便將其中的《韓詩》佚著之文編入自己的著作中，從而進一步擴大了《韓詩》佚著在日本學界的傳播。經筆者考察，轉錄《韓詩》佚著之文的日本著作以類書、字抄、律令為主，這三類文獻構成了《韓詩》佚著在日傳播的基本媒介。類書起源于中國，傳入日本后逐漸引起了知識界的重視，進而興起了編纂類書的風潮。由于日本類書取資于中國類書，故后者載錄的《韓詩》遺說常在前者編纂過程中得到移錄，例如《幼學指南抄》所引《韓詩》佚著便源自中土類書《初學記》。字抄是類書編纂過程中發展出的新體例。其所別于類書者，在于類書涵攝的門類較為廣泛，而字抄針對的往往是某一具體門類，所以字抄著作通常較為專精，只收錄與主題相關的資料，如《香字抄》抄錄的文獻皆與香有關，而《韓詩》佚著訓釋《小雅·楚茨》“馥芬孝祀”時恰有“馥，香貌也”之文，故得以抄入《香字抄》中。律令類著作在解釋律令字義時，也常常收錄《韓詩》佚著的訓詁，例如惟宗直本《令集解》和惟宗允亮《政事要略》都引用過一定數量的《韓詩》佚著之文。綜上可見，日本的類書、字抄及律令著作是《韓詩》佚著在日本傳播的主要媒介。

另外，還需要探究的是《韓詩》佚著在日本的傳播群體。從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這一群體主要包括以下三大階層：天皇和公卿貴族構成的權力階層，大學寮教官和大學生徒構成的官學階層，以及由僧侶構成的方外之民。天皇敕令公卿貴族修撰類書，常會收錄一定數量的《韓詩》逸文，例如東宮學士滋野貞主受淳和天皇之命編纂大型類書《秘府略》，書中就收錄過《韓詩》逸文，這促進了《韓詩》逸文在知識界的傳播。大學寮教官和大學生徒以授受《詩經》為業，其使用的重要典籍便包含陸德明的《經典釋文》，而此書堪稱保存《韓詩》訓詁類逸文的淵藪，大學寮教官和大學生徒在修習《經典釋文》時，不可避免要涉及該書征引的大量《韓詩》逸文，這同樣促進了這些逸文在學術界的傳播。僧侶階層則借助寺廟的安逸環境與豐富藏書，默默地為《韓詩》逸文的傳播作出貢獻，例如覺明的《三教旨歸注》與信瑞的《凈土三部經音義集》都曾引用過《韓詩》逸文，這在客觀上也促進了《韓詩》佚著的傳播。

由此可見，《韓詩》文獻在日本的傳播是一個頗具學術價值的論題。無論是《韓詩外傳》的穩定傳播，還是《韓詩》佚著的零散傳播，其中都暗含著留待抉發的學術價值。例如日本學者對《韓詩外傳》的校注與研究，便可與國內的同類論著形成互補；而日本漢籍收錄的《韓詩》佚著之文，也頗有國內輯佚本漏收的條目，對此類條目進行補錄，可完善《韓詩》佚著之文的存世量。很明顯，對日本的《韓詩》文獻加強利用，有助于將《韓詩》研究推向更加成熟的境地。

（作者：呂冠南，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國際漢學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