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阿比吉特·巴納吉、埃絲特·迪弗洛和邁克爾·克雷默，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其實，這種實驗性做法并不值得過于推崇。

這三位經濟學家的實驗性做法屬于發展經濟學領域。發展經濟學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馬歇爾計劃”。美國提供大量的經濟援助幫助歐洲重建。這個計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方面歐洲經濟很快恢復起來；一方面美國解決了戰后的產能過剩問題（原來生產軍火的部門面臨轉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蘇聯工業化也取得巨大成就。這些成功的經驗催化了發展經濟學的誕生。當時主流的思考是發展中國家最短缺的是資本，只要提供足夠的資本，發展中國家就可以騰飛。很多國家，比如印度、埃及、坦桑尼亞，受這個主流的思想影響，大力推動工業化。但事后的發展事實表明，這種投資主導的發展戰略在大部分國家是失敗的。隨后，發展經濟學又經歷了幾次思潮，比如進口替代、市場化等。這些思潮有一個共同特點，希望找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藥方。可是，這個藥方一旦被大規模推廣，問題就顯示出來。

面對這些失敗，發展經濟學開始反思。既然在大的方面很難有大的突破，那么經濟學家應該放棄大而空的力量，花更多的精力在小的方面進行改進。經濟學家應該像水暖工一樣來解決實際問題。克雷默是比較早地將實驗方法引進發展經濟學的。在非洲很多國家，蛔蟲很普遍。孩子肚子有蛔蟲的話，經常無法正常上課，自然影響成績。長期下去，他們的健康和教育水平都比正常孩子差，進而也影響他們長大后的收入水平。他通過實驗的方法證明，一旦給了孩子蛔蟲藥，孩子們的出勤率立刻上升。因為蛔蟲藥非常便宜，這個政策干預收益比異常地高。

后來，阿比吉特·巴納吉、埃絲特·迪弗洛在麻省理工學院建立了貧困行動實驗室，在發展經濟學領域推廣隨機實驗。阿比吉特·巴納吉稱，只有隨機試驗提供的證據才符合黃金標準。在不到20年時間里，這種隨機實驗的方法已經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主流。在主流英文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有關發展經濟學的文章中，使用隨機實驗的比例越來越高。

毋容置疑，隨機實驗的方法對理解經濟學的機理，尤其是窮人的經濟行為，還是很有幫助的。比如一篇發表在《科學》上的一篇論文，通過對比收割工人在甘蔗收割之前和之后的智商，發現人們在貧窮狀態下（甘蔗收割之前），智商會比正常情況下（甘蔗收割之后拿到工資）低大約10個點。這說明窮人有時候做出似乎非理性的決策，并不是因為他們笨，而是因為他們窮。

但現在主流發展經濟學認為，只有經過隨機實驗驗證過的政策才是科學的，才可以推廣。這種方法論主導政策的傾向很值得商議。因為有很多政策問題，是無法做實驗的。如果研究只關注能做隨機實驗的題目，可能出現“撿了芝麻、丟了西瓜”的問題。

即使有些隨機實驗初始證明很成功，推廣到更大范圍往往會遇到很大的挑戰。在做隨機實驗階段，項目組往往雇傭最優秀的名校博士生來管理。但如果把實驗一旦推廣到更大范圍的話，即由點到面鋪開的話，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就變得至關重要。還有一個問題，各地情況差異很大，在小范圍證明有效的干預，不一定適合其它地方。例如，發放蚊帳也許可以幫助解決非洲撒哈拉地區的瘧疾問題，但在北非這些干燥的地區，蚊子根本就不是個問題，貧困人口根本不需要蚊帳。

即使在隨機實驗學派盛行的醫學領域，隨機實驗也只是最好到臨床階段才做。要開發一個新藥的話，要先了解藥理，然后找幾個老鼠做實驗，檢驗毒性。然后再用猴子或兔子做實驗。等過了動物實驗之后，再申請在人身上做實驗。但第一步往往是只針對自愿來的病人，并非有對照組的隨機實驗。只有在病人身上證明沒有太大副作用情況下，才可以在更大范圍進行所謂的隨機實驗，來測量藥的效果。這說明實驗很重要，但并非上來就要做隨機實驗。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包括中國，是通過做隨機實驗來解決減貧問題的。中國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迅速發展，從而提供了一個脫貧的世界樣本。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提供了很多的有效經驗，尤其是由點到面、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漸進式改革。以中國的開放過程為例，最初國家在蛇口設立一個很小的工業區，進行改革開放的實驗。成功之后推廣到更大范圍的深圳。然后再推廣到沿海城市。這種循序漸進的實驗方法有助于消除風險，同時摸索經驗。中國的改革開放經驗實際上更符合醫藥開發的實驗過程。

總之，隨機實驗的方法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工具，有助于理解經濟學的機理和人們的經濟行為。但在制定政策時，不能唯隨機實驗。中國的經濟學者應該踏踏實實地總結中國這些年經濟迅速發展的經驗，找出其內在規律，為推動經濟學的進步做出貢獻。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