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極大增強了城市治理的復雜性。近年來，以基層社會智能平臺建設（比如智慧街道、智慧綜治）為重點、借力信息科技實時動態獲取社會狀況和精準配置管理力量為特征的技術治理革新在全國涌現，并且開始釋放治理效能。

指向“清晰化”的技術治理

技術治理一方面區別于外部主體協同和內部力量整合兩種城市基層社會治理變革模式，強調治理模式從“管人”“管物”到“管數”的方式轉變；一方面克服了外部主體協同和內部力量整合的局限性，提升了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性。技術治理是國家走向現代化的一種理性主義形式，是權力和資源的一種組織方法，指向的中心問題是“清晰化”治理。

社會開放性提高和復雜性增強要求精細化的清晰治理，這一過程包含特定的政治動力。統一六國之后，秦朝實行“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正是國家運用技術手段建構清晰性的典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家的發展規劃、人口普查、民族區分等舉措同樣包含了進行社會清晰管理的目標。然而，在傳統時代，由于缺乏精細統計，官員敷衍應付的統計數字和含糊夸大的文字報告留下大量模糊操作空間，難以實現清晰治理。

隨著網絡社會和信息時代的到來，復雜性的簡化和清晰化的實現脫離了以度量、普查等為代表的傳統技術，獲得了現代科技的加持。國家運用信息科技強化面向公眾的信息汲取，通過海量數據搜集、分析和研判，掌握社會某個領域的動態，作出精準預測和高效響應，已經成為技術治理革新的最新趨勢。

技術治理的中國實踐

近年來，中國政府日趨重視信息科技與社會治理的深度融合，技術治理的中國實踐越來越豐富多元。綜觀中國城市基層社會技術治理發展，可以粗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技術治理的雛形階段（20世紀90年代—2010年）。首先是機構建設。1996年成立國務院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200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設立工業和信息化部，工信部成為互聯網的行業主管部門。其次是政策規劃。2000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明確將“信息化”作為國家戰略，提出“大力推進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再次是設施建設。持續推進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匹配政務應用的技術需要。如2007年國家電子政務網絡中央級傳輸骨干網網絡正式開通。最后是治理應用。2008年國家主席通過人民網同網友在線交流，標志著互聯網作為信息交流渠道受到黨政高層重視，其后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開始建立網絡平臺強化黨委政府與社會公眾的交流互動。

第二階段是技術治理萌生階段（2010—2014年）。這一時期，信息社會進入數據時代，清晰化體現為“大數據+治理”的出現。這與2010年前后物聯網、大數據和云計算等科技發展緊密關聯。從制度支撐看，2012年，國家工信部發布《物聯網“十二五”發展規劃》明確信息處理技術作為關鍵技術創新工程之一；同年，科技部發布《中國云科技發展“十二五”專項規劃》。從運作過程看，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應用大數據治理的政策舉措，大數據被應用于疾病防治、災害預防、社會保障、電子政務、政府監管等領域。

第三階段是技術治理的涌現階段（2014年至今）。信息社會開始邁向人工智能時代，城市基層清晰化構建依托社會治理智能化平臺建設廣泛推進。從制度設計看，在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應借助現代科技應用推進“平安中國”建設。2015年國務院《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明確提出，應推動大數據發展和應用并在未來5—10年逐步實現多項目標。2017年，國務院《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提出“推進社會治理智能化”。從技術發展看，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深入發展，基于神經網絡和機器學習技術革新，圖像識別、算法判斷、機器決策等人工智能技術開始萌生，為提高城市社會治理智能化水平提供了技術保障。

目前，基層社會技術治理在推進社會共建共治共享方面已廣泛發揮作用。比如，北京“朝陽群眾”“海淀網友”“豐臺勸導隊”等社會力量發揮群防群治作用；官方引導成立的組織、“雪亮工程”與高清視頻監控“天網工程”形成了巡視社區的“天羅地網”。隨著科技發展，人臉識別、虹膜識別、算法判斷等日趨成熟， 社會治理問題監控和風險穩控越來越精準高效。

技術治理的中國邏輯

中國城市基層社會的技術治理是現代國家追求清晰性的典型體現。技治理性、數據驅動和權威動員是技術治理得以實現的關鍵。

制度設計的話語框架是政治動力的直觀體現，表現形式即是相關領域公共政策和規劃文本的目標定位。從高層話語架構看，運用科學技術管理社會是治理和政策領域的普遍現象。這體現了推進政治運行轉向科學管理的價值取向，包含對科學技術作為理性典范的推崇，即技治理性。改革開放以來，執政黨的技治理性包含于一系列認知圖景和話語框架之中，成為推動以技術革新治理的政治動力。技治理性不僅體現為執政黨憂患意識下的秩序偏好和陣地訴求，而且體現為執政黨關于“先進性”和“平安中國”的話語論述。這種技治理性的話語建構，經由政治和行政傳導變成了地方政府和基層干部的施政認知，從而促成智能化平臺建設在“平安城市”“平安社區”等領域的應用。

科技應用城市治理，關鍵是將基層經由加工變成可感知的標準化領域，從而使復雜性轉換為可讀性。在信息社會，它與傳統國家制作地圖、人口普查等行動異曲同工，集中體現為對治理者進行抽象化的數字編制。首先是“國家數字化”。包括創制“數字國民”，即為國民創制一個虛擬空間的身份副本，以及創制“數字疆域”，即將治理的地、事、物、組織轉換成虛擬空間的數字圖像，在不改變社會結構的情況下實現從“管人”“管物”到“管數”的轉變。其次是“數據社會化”。建立一個去中心化、開放式和公眾化的數據采集體系，發揮政府主導和社會參與合力，豐富流動個體和社會風險的數據原料。最后是“治理可視化”。將國家對社會的感知轉換成管理的應用，通過對個體、物件和風險等的表達、建模以及動畫顯示，形成可體驗、可追溯的數據場景和資訊庫存，從而使治理從模糊走向清晰。具體到城市基層治理，如智能化電子平臺，實現社區問題的在線感知、隊伍調度、執法指揮。

技術治理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數據獲取和公眾參與，協同體系建構包含政商、政社和政民協同等內容，不僅涉及政府管理，而且牽涉走在技術前沿的商業行為和日趨踴躍的社會參與。從經驗層面看，科層組織內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協同體系構建，常常源于黨政主管或強勢部門的動員，即“權威動員”。權威動員不僅有利于打破“數據煙囪”和“信息壁壘”，觸動基層治理創新和社會公眾參與，而且能夠帶動技術治理的政商關系建構。執政高層指令展現的治理意志為技術更新提供廣泛空間，催生一系列鼓勵技術治理革新的政策激勵。在此背景下，走在科技前沿的商業利益具有廣泛的動力和資源推進設備升級、算法研究等。如何在這一過程中使國家權威與市場力量強強聯合、功能分工和共建共贏，對于技術治理的成效至關重要。

（作者單位：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廣東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