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孔子的“禮”治、蘇格拉底的“知識即美德”、柏拉圖的“哲學王”思想開始，人類一直在探索政治哲學的根本訴求。直到亞里士多德倡導“城邦生活”，第一次強調社會政治制度與美好生活之間的密切關聯，考察和論證美好生活與一定的社會秩序、社會制度的存續具有內在關聯。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國家即城邦存在的最大之善，乃是將民眾的“美滿幸福”和“優良的生活”擺在首位，這種哲學的終極旨趣在于尋找一套良好的城邦制度，對何謂理想社會的探索和建構理想社會的努力就成為與人類的生存發展相向而行的哲學追求。至此，古典政治哲學的中心課題就是如何答好何謂美好生活這個重大問題。伴隨著對人類自身、對國家的理性思考抑或經驗審視，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思考、建構和追尋也不斷深化。莫爾的《烏托邦》將美好生活擱置于公有制的社會制度之上，明確地提出美好社會制度是建構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礎，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分配制度、民主參與等政治生活具體元素更加明晰了美好生活與政治哲學的關系。隨著科學社會主義和西方現代政治哲學的發展，對美好生活的建構出現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一條就是西方現代政治學路線，另外一條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學社會主義路徑。由于政治哲學路線的不同，人類出現了兩種迥然相異的美好生活建構路徑。

政治現代性與美好生活

現代性危機無疑是現代政治哲學發展帶來的副產品。亞里士多德開啟的古典政治哲學在中世紀與宗教神學媾和，人類一直以來基于政治哲學對美好生活的探索就此斷裂。哲學與律法的主題被理性與信仰的主題所取代。政治哲學在現實主義政治理論家馬基雅維利那里更是走向政治術的泥潭，成為玩弄權術的名利場。政治問題成為一個純粹的技術問題，人也不再是一個有向善目的的動物，由此拉開了現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大幕。對政治良序問題的探究降格為對個體信仰問題的迷戀。

美好生活呈現在大眾面前的面相無非是不受國家管理的純粹的私人原始欲望的自然狀態，節制被道德放縱墮落所取代，現代性的道德與政治危機開始成為糾纏大眾生活的夢魘。顯然，在這種生活中，政治與哲學、政治與宗教之間的鴻溝日漸凸顯，政治的工具性面相迫使政治脫離了現實生活場域，美好生活也退出了政治的舞臺。哲學成為政治的墊腳石和注釋，對工具理性的信仰擠占了倫理、道德、美好。即使有人試圖以“權利政治學”“公益政治學”來彌補，但附著和滲入現代西方政治哲學骨髓的工具屬性依然在場。后現代主義主張去中心化、消解本質，突出差異性，追求絕對“多元主義”，更是將西方政治哲學推向無政府主義的深淵。這也就不難理解尼采、福柯等人發出“上帝死了”“人死了”的吶喊，警醒人們審思“哲學何為”這個失落已久的哲學命題，以及政治與哲學的關系問題。施特勞斯基于政治與宗教是人類存在發展的基本內容或“原初事實”這個判斷出發，發出反思何為值得擁有的生活是哲學基本任務的宣言。在他看來，當前的政治哲學聚焦于具體政治方案、策略的考察，必然與探求美好生活理念的古典政治哲學南轅北轍。

因此，面臨現代政治哲學的諸多后果，人類社會必須回到古典政治哲學對美好生活的探尋這個中心議題。無論是回到蘇格拉底還是回到亞里士多德，消解現代西方政治哲學的負面效應是其選擇的共同初衷。而回歸古典政治哲學似乎成為西方學者拯救現代政治哲學、拯救現代西方危機的不二法則。但如果不改變自然人性論的理論基礎、歷史主義的理論根據和非本體論的理論姿態，否棄以獲取永久、普遍的美好生活和科學全面的社會知識這個標準，任何回歸都永遠沒有坐標，又何談美好生活的建構。

科學社會主義的美好生活方案

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標志著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基于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規律兩個偉大發現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產生，也意味著美好生活的建構第一次與科學的社會制度聯系在一起，人類美好生活的實現真正具有了可能性和現實性。從宏觀視角而言，唯物史觀確立起科學解讀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方法，奠定了人類美好生活的實現路徑、理論基礎和最終歸宿。從微觀而言，剩余價值學說為人類審視現代性危機和籌劃未來提供了具體的參照物。在逐一批判了貨幣、商品、資本等資產主義生產關鍵元素后，馬克思深刻揭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無情撕裂人類社會和對人生意義的整體性詮釋，馬克思站在一種歷史論題的哲學視野高度上來展現資本邏輯規律的魔性。資本邏輯的異化性與人類對美好生活追尋之間的矛盾淋漓盡致地暴露在大眾面前，深刻地昭示出現代生活的本質。永恒的、自然的以及和諧的一面遮蔽了過渡的、歷史的、對立的一面。當然，西方政治哲學思想家的永恒“理性”被馬克思用一種新的“理性”——社會發展規律——唯物史觀所代替，從而獲得哲學意義上的“普遍歷史”的“理想”形式。

人類美好生活在科學社會主義的引領下逐漸成為現實，根本原因在于作為“歷史永恒普遍規律”的唯物史觀的理論觀照。這就表明，什么是好社會的問題恰恰是馬克思所關注的根本問題。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向世人宣告：資本主義必然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取得勝利。從理論策略上可以發現，馬克思從最初預測資本主義單個國家內部革命以及所有國家內部或之間革命逐漸轉向對工人異化的深切關注。這是一種哲學的關注，也就是說從過去簡單的政治關注轉向一種政治哲學的關注。所以，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或者說政治哲學包含著對個體生存、對美好生活的極大關注和建構。在馬克思后來對經濟和歷史材料的梳理中，從商品出發研究現代性危機，所依托的正是他對歷史的哲學回答，最終是為了實現人的自由聯合體這一美好社會生活愿景。由此可見，馬克思自始至終對超越歷史的普遍生活原則的追尋，表明了他在不同視域中和不同基礎上對其政治哲學未竟事業的延續。正是在不斷追尋恒久和普遍的美好生活圖景中，并在自身的生活和實踐的不斷批判中，馬克思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的考察中來追求美好生活，進而得出“兩個必然”的科學論斷。據此，科學社會主義給人們展現出了這樣一幅圖景：人類必然在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構中不斷實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科學社會主義的政治哲學批判通過其政治經濟學維度，實現了對政治現代性的前提性批判，其不但切中了現代性弊端的根基，并在原則性高度上謀劃出關于美好生活的歷史圖景。

美好生活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沿著科學社會主義道路，有曲折有成功，但社會主義的制度建構充分向世人展示出讓人信服的滿足人民美好生活訴求的能力和魅力。在此過程中，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第一次為人類探尋美好生活確立了一種制度性、方向性引領。當然，現實也表明：追求美好生活的制度基礎并非一蹴而就并以此模式化來獲取成功的，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為之作了最好的注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成功發展之路，從政治哲學的視角來看，創新社會主義制度和重塑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是根本原因。由改革開放而開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創新使中國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意義的發展道路。促使這種轉變的因素很多，但牢記使命，不忘“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這個初心，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堅持為創造美好生活而砥礪奮斗，在不同時期提出階段性的美好生活奮斗目標并帶領人民為之不懈努力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目標和畢生追求。

從毛澤東實現“站起來”的生活狀態，使美好生活的實現得以可能，到改革開放后“富起來”的生活狀態，使美好生活的實現積淀了扎實的物質基礎，再到新時代向“強起來”邁進的生活狀態，使美好生活的實現由單一維度向多維度拓展行進，彰顯出美好生活更高質量、更廣領域、更加全面的時代訴求。黨的十八大以來，“美好生活”成為黨的奮斗指引，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出現多達14次，業已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概念范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明確了中國共產黨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和價值訴求。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共創人類美好未來的偉大歷史實踐中，彰顯中國共產黨的世界情懷和政治智慧。

就人的生存發展而言，人類的歷史是不斷建構美好生活愿景、成就美好生活并不斷提升自身生活品質的歷史活動及其過程。科學社會主義為人類美好生活構建指明了方向，具體路徑還需要我們自己去探尋。我們相信，只要遵循科學社會主義的歷史解答、恒久和普遍的美好生活原則，在自己的生活和實踐中不斷努力，并善于傾聽時代呼聲，敢于執著真理、修正錯誤，擼起袖子加油干，一件事情接著一件事情做，一年接著一年干，為“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添磚加瓦，美好生活一定會由夢想變成現實。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人民大學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協同創新中心）資助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