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祥：中國特色藝術學70年成就與展望

作者簡介：彭文祥，湖南茶陵人，現任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黨委書記、教授、博導，中國文藝評論（中國傳媒大學）基地主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為藝術學理論、戲劇與影視學、網絡文藝與文化。出版《中國現代性的影像書寫》《凝視鏡像》《藝術與審美的當代形態》等著作。主持《價值論視閾中的電視劇藝術發展論》《跨文化語境中的影視藝術傳播研究》等課題。著作、論文獲“教育部高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飛天電視劇優秀論文獎”等。

從學科及其體制化的維度看，19世紀末20世紀初，藝術學逐漸從美學中分離出來，并于20世紀20年代開始被引入中國；隨著藝術實踐的豐富發展，同時，經過學界多年的努力，藝術學于1990年被增列為“文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1997年，藝術學一級學科下設“藝術學（俗稱‘小藝術學’）、音樂學、美術學、設計藝術學、戲劇戲曲學、電影學、廣播電視藝術學、舞蹈學”八個二級學科；2011年，“藝術學”升格為門類，并下設“藝術學理論、戲劇與影視學、音樂與舞蹈學、美術學、設計學”五個一級學科。歷史地看，在百年變革的宏闊圖景中，藝術學從被引入中國，到成為文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再升格為“門類”，體現了發展的曲折和必然，也顯現出一條自覺、自信的發展主軸。特別是，由于歷史根源、學理和現實狀況等原因，藝術學一度被文學“托管”，但藝術思維畢竟不同于文學思維，而哲學思維科學層面的“正本清源”不僅有力促進了學科建設、藝術理論等的進步，還有效促進了藝術實踐、人才培養等的繁榮發展。

當然，“學科”意義上的藝術學和“內容”意義上的藝術學有相輔相成的一面，但兩者不能等同。就當前現狀而言，盡管藝術學及其相關學科的設立時間短，且有些命名尚存諸多疑議，同時，它在研究對象、方法、邊界、譜系等方面還與美學、文藝學等有著千絲萬縷的復雜關聯，但作為關于藝術基本問題及創作生產一般規律的系統認識，藝術學70年的發展歷程是學科建設與發展的70年，更是內容建設與發展并取得豐碩成果的70年。在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維度，如果說，我們可以將“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新時代”作為重要歷史節點，并把藝術學的發展歷程劃分為三個階段，那么，依循藝術自覺、自信、自強的發展主軸，我們就可以回到歷史變動的實際過程，回到審美話語發生、發展的具體環節，并從中透視那些發展的脈絡和不斷更新的動力所標示的趨向。

一、篳路藍縷：在自我確證和學習借鑒中開辟前行道路

新中國的成立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在這一歷史的大轉折、大背景中，藝術學也開啟了它新的發展歷程。盡管藝術學學科的獨立地位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得以確立，但這并不意味著建設與發展的缺席，相反，此一階段在諸多方面厚植了根基、積累了經驗、開辟了道路。擇要說來，有如下顯著特點和表現。

1.毛澤東文藝思想為藝術學建設與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毛澤東文藝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考察、研究、論證文藝問題的科學體系，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文藝工作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在已開始了現代化進程的中國的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豐富和發展，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也是已在孕育中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藝思想。”毛澤東文藝思想博大精深，具有鮮明的唯物史觀品格，特別是“為人民服務”的方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深入生活、深入群眾”的規律、“普及與提高”的辯證法等，奠定了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文學藝術思想的指導原則。不僅如此，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毛澤東文藝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一次飛躍和重大成果，開創了我國文藝創作和理論研究的新格局，塑造了中國特色藝術學的基本品格，至今仍具有彌足珍貴的重要作用和深刻影響。

2.蘇聯文藝理論為藝術學建設與發展帶來了豐富資源。近代以來，西風東漸，我國藝術學深受西方文藝理論的影響；20世紀20年代開始，蘇俄文藝理論的作用日益增強；新中國成立后，蘇聯文藝理論全面引入，以至成為了我國藝術學建設和發展的主要資源乃至范本。客觀地說，以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高爾基、斯大林、日丹諾夫等為代表的文藝理論和美學思想對我國藝術學建設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比如，辯證唯物主義的基礎、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的基本觀點、文藝的服務方向，以及文藝的階級性與黨性、民族性與人民性、個性化與典型化之間的辯證關系等。當然，蘇聯文藝理論中庸俗社會學、機械唯物論的不良影響，以及簡單化、教條化、庸俗化的傾向和缺陷也給我國藝術學帶來了深遠的負面影響。時至今日，在尊重歷史和深刻反思的意義上，這種“負面影響”體現了藝術學發展的曲折性，但亦不失為科學發展道路上的警醒。

3.實踐論美學的廣泛影響為藝術學建設與發展提供了學術典范。藝術學和美學緊密相連，因此，美學的發展必然對藝術學帶來深層次影響。20世紀上半葉，中國現代美學廣泛吸收西方美學思想而開始發展；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當代美學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蓬勃發展，比如，出現了以呂熒和高爾泰為代表的主觀論美學、以蔡儀為代表的客觀論美學、以朱光潛為代表的主客觀統一派、以李澤厚為代表的社會性與客觀性統一派等。特別是，以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為基礎的“實踐論美學”是一種醒目的存在，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在學術上取得主導地位的本土化美學流派。盡管實踐論美學代表人物（朱光潛、李澤厚、劉綱紀、蔣孔陽等）的觀點不盡相同，同時，在20世紀50—60年代、80年代、90年代，它還呈現出“前實踐論美學”“實踐論美學”“后實踐論美學”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但馬克思主義實踐論哲學的共同基礎，面對新命題、新問題的闡釋能力，以及對“實踐”潛力的不斷發掘，使其成為了我國最有聲勢、最有影響的美學流派。就藝術學來說，實踐論美學的發生、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文化意義：一方面，它豐富、促進了藝術學的內容建設；另一方面，在學術借鑒的意義上，實踐論美學的成功“實踐”為中國特色藝術學的發展樹立了典范和標桿，增添了自信和力量。

二、與時俱進：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浪潮中凝聚力量、彰顯特性

依史家的看法，社會文化的變遷有三種表現形態：一是十年期的時尚之變；二是百年期的緩慢漸變；三是不囿于時間限度的事物性質的激變。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無疑屬于第三種情形，它是觸動全社會經濟、政治體制的重大變革，是波及全民族文化心理更新的歷史偉業。在這種劇烈的歷史變革和無可遏止的創新沖動中，藝術學發展與社會發展、時代進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并呈現出新的格局和新的氣象。

首先，藝術學建設和發展迎來了良好的發展機遇，擁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和條件。簡要說來，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藝術學建設和發展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和強大的思想武器；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為藝術學建設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和創新的源泉；三是中華民族的燦爛文明為藝術學建設和發展提供了豐厚的營養和不竭的動力；四是中國對外開放為藝術學建設和發展拓展了廣闊的視野和開放的空間。

其次，諸多要素及其矢量合力作用塑造了藝術學的開放品質和豐富面相。擇要說來，第一，被學界稱為“方法論年”的1985年或1980年代的“方法論熱”，蘊含著豐富的、意味深長的信息和記憶。其間，方法論的自覺探索經歷了從自然科學方法向人文社會科學方法的移轉，涉及方法論的多層次關系、方法論與文藝觀念的關系、文藝主體性等諸多方面。其歷史貢獻聚焦方法論卻又遠溢出方法論的邊界，而與思想解放的文化環境、人自身的現代性啟蒙、文藝及理論批評觀念的解放等有著深層次的關聯，并表現為藝術研究的活躍態勢和多元格局，甚至，“這場‘方法論熱’是在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指導下的一個大破大立、破中有立的動態過程，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引起甚至促進了思想領域的整體革新。”第二，如果說，“方法論熱”可視為學術活力的象征或創造力的隱喻，那么，作為主體的研究者無疑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是，“藝術理論家自覺地充當藝術變革的思想者，以人性與美的光芒去啟蒙公眾。這主要表現為藝術理論的美學化、人學化和方法化等理論熱潮，顯示了藝術面向審美的廣闊原野開放的趨向，要求把人性、人道或異化等內涵重新植入藝術理論體系中，在學科上則演化為藝術學學科中的人文學科自覺以及獨立的藝術學自覺。”第三，隨著思想解放運動、市場經濟大潮和大眾傳媒等的蓬勃發展，大眾文化得以如火如荼地興盛起來，并形成了主導文化、精英文化、大眾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新格局，迄今仍具有結構性的巨大影響。對藝術學來說，如何把握大眾文化興起、繁盛帶來的機遇和挑戰，顯然是創新發展的一項重要課題。當然，從大面上說，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浪潮中，藝術學發展的顯著特點表現在諸多要素及其矢量合力的復雜作用塑造了藝術學的開放品質和豐富面相。其中，諸如現實生活的訴求、馬克思主義的根底、中華美學精神的傳承、西方藝術理論的借鑒等都滲透于藝術學的建設和發展之中。在“改革開放四十年與中國藝術理論發展回顧和展望”學術研討會上，“藝術理論的本土傳統與現代闡釋”“藝術教育的美育靈魂與創造性內涵”“中國藝術史的本土典范與國際視野”“新時代背景下的中國藝術文化批評”等議題就蘊含了這方面的豐富內容，既有回顧總結，也有未來展望。

其三，伴隨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的深廣發展，藝術學呈現出特色鮮明的審美現代性。在思想文化的領域，“現代性”（Modernity）是考察和打開諸多復雜問題域的有效方式。歷史地看，現代性話語源于西方并行程了一整套話語體系和價值標準，但伴隨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偉大實踐，一種由“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而搭建起來的“中國現代性”（Chinese Modernity）已展現在歷史的舞臺上。與之相應，在新的思想文化語境中，當代中國文藝也逐漸形成了有別于西方的審美現代性（Aesthetic Modernity），而作為理論上的反映和總結，藝術學因其蘊涵了當代中國文藝審美現代性的豐富信息而成為了中國特色審美現代性的典型表征。

三、守正創新：在新時代的歷史方位中強化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

2017年，十九大報告提出了中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一“新時代”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也是藝術學建設和發展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守正創新的時代。

第一，新時代賦予了藝術學新的發展方位和新的歷史使命。“進入新時代”是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視野、從改革開放近40年歷程和十八大以來五年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歷史性變革的方位上所作出的科學判斷。無疑，新的歷史方位必然帶來新的文化方位和文藝方位，與之相應，新時代語境中的藝術學發展必然要面臨新的形勢、新的任務，也必然要呈現新的風貌和特色。特別是，對藝術家和理論家而言，“新時代呼喚著杰出的文學家、藝術家、理論家，文藝創作、學術創新擁有無比廣闊的空間，要堅定文化自信、把握時代脈搏、聆聽時代聲音，堅持與時代同步伐、以人民為中心、以精品奉獻人民、用明德引領風尚。”要積極“承擔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時代課題，從當代中國的偉大創造中發現創作的主題、捕捉創新的靈感，深刻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巨變，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圖譜，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

第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的重要論述為藝術學發展注入了新的思想內涵。從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歷時維度看，在一系列重要講話、回信等中，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的重要論述蘊涵著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并展現出與時代精神同頻共振的新意境。概括說來，其論述涉及藝術精神論、藝術傳承論、藝術創作論、藝術批評論、藝術傳播論、藝術產業論、藝術人才論、藝術價值論、藝術管理論、藝術創新論等廣闊領域，其中，既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又滲透著歷史思維、辯證思維、系統思維、戰略思維和創新思維。習近平關于文藝的重要論述是時代的產物，也占據著時代精神的標高，就思想的總體性、思維的辯證性、價值的實踐性等來說，它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塊“整鋼”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最新成果和美學結晶，是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精神引領與價值導向。

第三，藝術學發展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定文化自信，堅持守正創新，突出六個特性。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歷史和實踐都表明：馬克思主義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類社會、人類思維發展的普遍規律，揭示了事物的本質、內在聯系及發展規律，反映了人類對理想社會的美好憧憬，具有鮮明的實踐品格，是中國特色藝術學建設和發展須臾不可分離的世界觀、方法論。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沒有文化自信，藝術學發展就難有底氣、也難有能力承擔時代使命、回答時代課題。守正創新一體兩面：守正是基礎，只有堅持根本，才能明確發展方向和道路；創新是關鍵，只有不斷推進內容和形式、觀念和手段等的創新，才能掌握主動權和話語權。特別是，面對當前社會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日趨活躍、主流和非主流同時并存、社會思潮紛紜激蕩和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的新形勢，藝術學建設和發展尤其需要立足中國語境、放眼國際環境，著力強化和突出“繼承性、民族性、原創性、時代性、系統性、專業性”六個特性。唯有如此，藝術學才能在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歷史大勢中真正繁盛興旺。

恩格斯指出：“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作為復雜的精神象征活動，藝術是人類掌握世界的重要方式，與之相應，作為關于藝術的科學，藝術學不僅有著自身學理、價值、創新等的內在規定和訴求，還對藝術實踐具有深刻的影響、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繁榮發展乃至當代中國的文化建設具有深遠的意義。時至今日，站在新時代的歷史高原上，回望我國藝術學70年來的發展歷程、學術成就，展望其未來發展的前景和功能發揮，盡管具體歷史情境中的多種要素及其相互作用使得藝術學的建設與發展具有復雜性、曲折性，但伴隨著新中國成立的噴薄朝陽、應和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偉大實踐的鏗鏘節拍，日益明晰、強化的藝術自覺和文化自信塑造、鑄就了藝術學人民性、民族性、價值性、現代性等基本品格，也必將在新時代的浩蕩東風中更加彰顯其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專家推薦意見】該文對新中國成立以來藝術學理論的發展歷程作了宏觀勾勒，思路清晰，表述精煉。作為學科的新門類，藝術學既獲得了更為廣闊的舞臺，同時又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希望年輕的藝術學走出一條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新路。

（來源：黨建網微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