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門弟子稟性各有差異，特長各有不同，成就各有分別。其大抵可區分為四大類，即所謂“孔門四科”。四科中各有其標志性人物，如“德行”以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為代表；“言語”以宰我、子貢為典型；“政事”以冉有、子路為首選；“文學”以子游、子夏為楷模。不過從“德行”居于“四科”之首的排序來看，“以德為先”、道德品質優先，是孔子衡量人物的主要標準。所謂“進于禮樂”，最核心的內涵就是品行的砥礪、道德的養成。這樣，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孔子論及的弟子中，與顏淵有關的會占最大的比重。在孔子看來，顏淵立志好學、鍥而不舍，日以修身進德為務，這是孔門其他弟子所無法企及的，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儒者之大業。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顏淵的夭亡，會讓孔子如此痛徹心扉，“顏淵死，子哭之慟”，頓足悲慟、泣不成聲：“噫，天喪予，天喪予。”在孔子心目中，顏淵就是自己的兒子，是自己精神生命的延續與寄托，沒有其他學生可以取代顏淵的地位。

但令人欽佩的是，孔子對學生愛之能省識其不足，不以百善而掩蓋其欠缺，即使是顏淵這樣的第一門徒在這方面也不例外。在孔子眼里，顏淵固然十分優秀，幾近完美，但是并不是毫無瑕疵，十分完美。他對顏淵的最大遺憾，是顏淵在老師面前百依百順，一味迎合，個性不夠鮮明，言行缺乏獨立，“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無所不說”，“無所不說”的為弟子之道，在某種程度上會妨礙“教學相長”的效果，不利于弟子自身的成長。由此可見，孔子品題人物是堅持兩分法的，既充分肯定其優點，也如實指出、批評其存在的不足。這種態度與做法無疑是正確的，它避免了人物評價上一味拔高或一筆抹煞的偏頗，所得出的看法能夠比較公允，比較合理。

孔子對學生的評價，善于從日常細節中去認識品題對象的本質屬性。南容“三復白圭”，孔子據此而判斷南容內心善良，注重自身修養，這樣的人自然可以信任與依賴，于是孔子就將其兄的女兒下嫁給南容。閔子騫在魯國長府修建問題上一句評論，孔子從中看到了閔子騫的識見不凡，于是倍加激賞，稱道不已：“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很顯然，孔子對人物的評價，往往是從大處著眼，從細節切入，能做到一針見血，恰到好處。這種人物評價上的能力，其實就是孔子“知人論世”睿智的體現。

孔子有關學生優劣高下的評議，還蘊涵了孔子“因材施教”的基本精神。學生提同樣的問題，孔子的回答可能會是截然不同。如對子路，孔子敦促他遇事要三思而后行，對冉求，孔子則鼓勵他遇事當機立斷，即刻行動。之所以同樣的問題（“聞斯行諸”）孔子給予不同的答復，原因就在于子路與冉求個性上有極大的差異，子路性格魯莽，所以要適時挫挫他的鋒芒，讓其在行動之前能經過深思熟慮，避免犯輕勇冒進的錯誤；相反，冉求遇事謹慎退縮，這時就需要積極鼓勵他，幫助他克服畏葸躊躇的缺點，敢于挺身而出，敢作敢當。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庸”適度的精神同樣體現在孔子的人物品題上，在孔子的心目中，自己的學生在為人處世上，都應該把握好一個“度”，做到平和恰宜，防止過分張揚或過分低調，“過猶不及”。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孔子的理想追求無處不在，這在和學生一起“言志”時有同樣的體現，而成為他品題人物的一個重要環節。在《論語·先進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中，孔子認同并向往曾皙“言志”中所提及的境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在這里，孔子呈示了其灑脫、自由的心態與風貌。他沒有絲毫的矯揉造作，沒有任何的矜持嚴肅，而只有徹底的精神超越與情感流露。這看上去似乎與孔子平常在學生面前的形象截然不同，似乎與孔子平常評論學生的做法迥然有別，但實際上這也是孔子評論弟子的另一種方式，只是它已經進入更高的層面，即生活中不是只有一種色調，在絕對的“禮樂”規范遵循之上，還有絕對的精神超越與心靈解放！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