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開宗明義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但在處于內憂外患中的舊中國，要做到這一點實在是太難了。因為要民族復興，必先獨立建國；要獨立建國，必先組黨革命。這是五四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關于中國問題的基本判斷。而他們組黨革命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要先運用一種新的工具——政黨來打破僵局，創造出一個有別于過去的現代國家，然后再帶領中國人民建設這個現代國家，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與生俱來的一大難題：是知識分子政黨還是“勞工政黨”

在國共合作框架下，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中收獲頗豐，卻也因此忽視了一個與生俱來的頭號難題。因為從理論上說，中國共產黨本應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然而至少到中共一大為止，共產黨員還幾乎全是以學校為依托的知識分子。這對于自稱“勞工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來說，的確是一件不合情理的事。為此，中共一大上還發生過一場激烈爭論。據《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論述：當時以張國燾為首的多數人主張組織一個面向工人階級的政黨，并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直接目標；而以李漢俊為首的少數人則主張建立一個先進知識分子的不定型的合法組織，從事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工作。

這種劃分方法是否客觀、公允，姑且不論，但兩派的態度卻是鮮明的。在少數派看來，中國無產階級太幼稚，不懂馬克思主義，需要進行長期的宣傳和教育。因此，首先應當把知識分子組織好，施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教育，等候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響后，再由這些知識分子去組織工人，教育工人。這恰好符合中國共產黨初建時面臨的實際狀況。而在多數派看來，共產黨本是工人階級的先進組織，應該積極從事工人運動，以為共產革命的基礎。大家認為，李漢俊主張學生運動，反對工人運動。雖然在給中共二大的意見書中，李漢俊申辯說：“我并非根本反對勞動運動，而是因種種緩急而主張先作學生運動。”但這在當時仍然不合時宜。李立三甚至認為，如果當時“黨不把李漢俊思想打下去，則職工運動就不會發展”。

中共二大的章程則更是開宗明義：“我們既然不是講學的知識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們便不必到大學校到研究會到圖書館去，我們既然是為無產群眾奮斗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織一個大的‘群眾黨’。”如此而論，共產黨走出校園，面向工農，就成了一種必然的選擇。

當時有個口號稱：走出孔夫子式的共產主義者的書齋，到群眾中去！“甚至在學校中，當許多黨員專門學習理論的時候，亦強調反對‘學院式’的研究，指那些比較埋頭讀書的黨員為‘學院派’”。對此，劉少奇后來批評說：“學生應當埋頭讀書，埋頭從事理論的研究。這不獨不能因此就叫他作‘學院派’，而且是學生的主要工作。黨員埋頭讀書研究，這一事實并不表現為‘學院派’，而是每一個黨員在從事馬列主義研究時所必需如此做的。任何比較有馬列主義修養的人，都必須經過這樣埋頭讀書與研究的階段。”這是一個高明的見解，只是很多人在20年以后才能得到。

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怎樣才能形成切合實際的統一認識？

走出校園，深入工農，實際上反映中國共產黨為保持黨性而進行的艱苦努力。但是在當時的中國，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共產黨確也沒有形成切合實際的統一認識。在《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中，李大釗說：“毫無團體訓練的人民，也不能產生有力的民眾運動”，“所以我們現在要一方注意團體的訓練；一方也要鼓動民眾的運動”。雖然如前所述，李大釗也指明：“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即是社會主義團體”。可是，在一個知識分子的群體中，怎么實現“平民的”“勞動家的”目標呢？同時代的另一個共產黨人進行了探索。施存統認為，可以對學生同志。“做一番訓練的工夫，革除小資產階級的遺習，完全成了無產階級化”。他還進一步申明：“我們若以無產階級的意志為意志，以無產階級的思想為思想，以無產階級的要求為要求，以無產階級的行動為行動，則我們縱非出身無產階級，而實際上卻已成了無產階級的分子。”

然而在那個歷史環境中，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揮下，中共還不能在李大釗與施存統之間實現有效的連接。事實上，中共初生于高校，這本可為解決如何在非無產階級群體中，完成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建設，這一與生俱來的重大難題提供莫大契機。但是黨卻以另一種方式回避了問題，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十分遺憾的事。

上述問題在大革命失敗后變得更為復雜。在八七會議上，中國共產黨把大革命的失敗歸因為黨的組織成分，認為“黨的指導機關里極大多數是智識份子及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許多工會之中，指導者的黨員也不是工人，而是學生智識階級”，因此強調“黨和這種非無產階級的不革命的，透澈的機會主義，必須斷絕關系永不沾染”。

上述論斷帶來的后果無疑是嚴重的。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八七會議后形成的政治路線，也在客觀上制約了黨在知識群體中的存在和發展。當時無論是“鄉村中心論”者，還是“城市中心論”者，都把學校黨建置于“邊緣化”的地位。雖然后者也強調城市工作，但其注意力的重心卻不在知識青年。這主要表現為關注城市的工人運動，而輕視城市的學生運動。

不過這時“鄉村中心論”者的探索頗具建設意義。因身處農村，中共不可避免地要吸收大批農民入黨。這迫使共產黨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在非無產階級群體中，建成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的問題。在古田會議決議案中，毛澤東提出思想建黨的新思路。一是加強黨內教育，主要是從思想理論上和政治路線上教育黨員，要求“教育黨員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二是開展黨內批評，批評的主要任務，是指出黨員政治上的錯誤和組織上的錯誤，而不是“無原則的無意義的糾紛，破壞黨的組織”。毛澤東以此來克服黨內的不正確傾向，確保中國共產黨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只是毛澤東等當時還局限在農村，對蘇區以外的黨建工作尚不可能產生實在性的影響。

思想建黨，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一大創造

毛澤東建黨思想的一個基本假設，是個人可以超越階級出身的局限，各階級出身的人經過黨的教育都能成長為共產主義的戰士。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決定將大批革命知識分子吸收到黨內，就是對這種假設的一場檢驗。中共中央作出規定，“一切愿意為著共產黨的主張而奮斗的人，不問他們的階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產黨”，并強調用共產主義教育來達到“黨在思想上的布爾什維克的一致”，從而在黨的建設史上第一次駁倒了唯成分的論調。既然“不問他們的階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產黨”，那么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入黨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然而不止如此，此時中國共產黨還賦予知識分子更為重要的歷史使命。早在1938年3月的《對陜北公學畢業同學的臨別贈言》中，毛澤東就指出：“我們不在乎像其他學校那樣照著書本一章一章地來上課，而在乎學習一種作風，一種方向。陜公的校長和教職員，他們都是從艱難困苦的斗爭中出來的，所以你們在陜公里可以學習到一個方向——政治方向，同時又可以學習到一種作風——工作作風。”這反映了共產黨依托這批知識分子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明顯意向。

這一時期，每逢學校開學、畢業典禮以及重要集會，在延安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都要到場作報告或演講，以指導學生及時把握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脈搏。有些領導人甚至還親自擔任學校的兼職教員。其中有不少報告或講座后來經整理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獻，這當中尤以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最為著名。前者以認識和實踐的辯證關系為中心，系統地闡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后者則以矛盾的對立統一規律為核心闡發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基本思想。兩論奠定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它一方面強調，“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這是一切共產黨員必須牢牢記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另一方面又要求在黨的思想建設上正確處理理論與實際的關系、黨內無產階級意識與非無產階級意識的關系，在組織建設上正確處理黨與非黨群眾的關系、民主與集中的關系、自由與紀律的關系。這也標志著中共的建黨理論已進入了成熟的狀態。

毛澤東選擇在抗大講授《實踐論》和《矛盾論》也具有象征意義。其實質是要以馬克思主義武裝高校，然后再以高校推進馬克思主義的現實運動。其實，早在江西時期，毛澤東就已經放棄以開除、逮捕或刑罰來解決黨內分歧的辦法。他認為，“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并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

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的確是中共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一大創造。而將思想建黨的原則真正付諸行動，則是從1942年發起的延安整風開始的。在整風運動中，共產黨采用強化教育、小組學習、批評與自我批評和思想改造等方法，來建造一個在思想、組織和作風等方面都一致的統一政黨。

當然，整風運動的更大意義還在于，它從根本上解決了在一個含有非無產階級的群體中，如何建設工人階級先鋒隊，這個中國共產黨與生俱來的頭號難題。雖然當時共產黨對學生及知識分子屬于小資產階級的認定沒有改變，所以也不會像后來那樣將其直接劃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在這一時期，共產黨確實為青年學生的入黨打開了方便之門，并且在實踐中確立從思想上建設黨的基本原則。這多少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早年提出，對學生同志“做一番訓練的工夫，革除小資產階級的遺習，完全成了無產階級化”，這一建黨思路的影子。只是此時通過整風運動的方式，使黨的“無產階級化”變得更可操作。毛澤東的“思想改造”和劉少奇的“自我修養”，能夠讓每一個知識分子在思想上、靈魂上得到磨煉和洗滌，從而逐步將其凈化為一個“高尚的人”“純粹的人”，一個“具有共產主義道德的人”。這可算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建設和發展的一個最大創造了。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