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幣在古希臘城邦中的廣泛使用

約公元前364年（一說363年），后來成為雅典知名政治家的德摩斯提尼向自己的監護人阿弗布斯發起訴訟，指控后者在擔任監護人期間侵吞財產。案件審理過程中，德摩斯提尼細心列舉了其父親留下的財產：兩個手工作坊，一座房屋，放貸出去及存儲在私人錢莊中的現金，總計約14塔蘭特。這樁訴訟案中有一個值得注意之處，就是德摩斯提尼的父親配置資產的方式：既有房屋等不動產，也有手工作坊中的奴隸和材料，還有總額達到5塔蘭特16明納的現金放貸和存款，唯獨沒有土地和牲畜。同樣需要注意的是，德摩斯提尼把所有財產，無論是房屋、奴隸和材料，還是家具和珠寶，都折算成現金。可以看出，演說家本人和負責裁決的陪審法庭的陪審員都默認，計算財產最便捷的方式是以貨幣現金來衡量，貨幣在雅典人的日常生活中顯然已得到廣泛應用。

另據普魯塔克的記載，雅典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因忙于政務，把家務安排得盡量簡單：他把一年的收成一次全部賣掉，需要物品的時候，再到市場上購買。他還雇傭一位管家幫助管理一應家庭支出。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談到農民狄凱奧波利斯的行為時，先說他非常想念鄉村，那里“不知有叫賣，自己生產一切，什么都不用買”，因此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后，他雖然被迫移居城市，但非常不習慣，尤其討厭每天聽到小販在那里喊賣醋啊、賣木炭啊、賣油啊。然而劇本的結局，作家卻意外地讓他的主人公開辟和平市場，并用一扎蒜頭和一筒鹽從麥加拉人那里買了兩個女孩，把一個告密者抓起來作為“陶器”從比奧提亞人那里換來鱔魚和各種野味，而且用這些購買來的物品舉行了一次盛大宴會。

在雅典城邦層面，錢幣似乎也滲透到國家政治運作的方方面面。據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自公元前5世紀中期起，城邦開始給擔任公職的公民發放津貼，他們中包括陪審員6000人以及其他各類官員，外加重裝步兵和艦隊水手，總數達到兩萬人，全都獲得數量不等的津貼。公元前4世紀初，出席公民大會者也獲得津貼。所有這些津貼都以現金形式發放。阿里斯托芬的喜劇《馬蜂》中曾提及，一個陪審員要靠其擔任陪審員的津貼去為一家三口買面包。雅典最為重要的節日泛雅典娜節，獎品雖然是牛、羊和橄欖油等實物，但也都被折算成現金價值。當伯里克利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初期說服雅典人有能力應對斯巴達的挑戰時，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雅典擁有足量的現金和海軍艦隊。依靠強大的海軍和充足的金錢，雅典人有能力贏得戰爭。如果我們再往前追溯，金錢在希波戰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雅典用于建造戰艦的費用，就來自勞里翁銀礦的收入，而那筆錢過去是按照慣例要分配給公民個人的。因此，至少在古典時代，錢幣一直在雅典城邦和社會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希臘其他城邦大多也廣泛使用貨幣。公元前6世紀末，德爾菲的女祭司就已經兩次受賄，發布對雅典僭主不利的神諭，最終導致了僭主的垮臺。伯羅奔尼撒戰爭以前的斯巴達是個例外。在波利比烏斯筆下，斯巴達人拒絕使用金銀貨幣，不過一旦走向愛琴海，他們就不能不受到貨幣的影響。事實上，斯巴達人并不是不知道金錢的威力。公元前5世紀中前期，有兩位斯巴達國王因收受金銀賄賂被廢黜。伯羅奔尼撒戰爭后期，斯巴達利用波斯金錢組建艦隊，才最終贏得了戰爭的勝利。在色諾芬和相當一部分古典作家看來，斯巴達的衰落，原因之一便在于伯羅奔尼撒戰爭后大量金銀流入斯巴達。斯巴達人放任貨幣泛濫和財產集中，以致于大批公民破產，喪失了掌控霸權的資本。考慮到金錢的威力，柏拉圖在借蘇格拉底之口構建自己的理想城邦時，雖然承認城邦需要手工業者和商人，卻拒絕給予錢幣任何地位。

上述史實使美國學者沙普斯認為，公元前6世紀以降希臘人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所有領域均經歷了貨幣化過程。貨幣化摧毀了荷馬社會的貴族統治，造就了以財富為基礎的寡頭政治和以平等為原則的民主政治，也深刻地影響了希臘人的思維方式。

近年對小額輔幣的研究，似乎為貨幣經濟在古代希臘的流行提供了證據。部分學者曾認為，希臘城邦發行錢幣多出于政治或軍事需要，并非服務于貿易：早期貨幣多缺乏小額輔幣，不便于日常交易和使用。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希臘最早的貨幣即以弗所阿爾特米斯神廟的窖藏中，就有小額輔幣。在后來的窖藏中，輔幣日益增多，最小的輔幣僅0.21克，出自400個左右的模具。據此推算，小額輔幣的發行量可能達數百萬枚。如此小額的面值和龐大的發行量，只能被理解為錢幣被廣泛用于日常交易。到公元前5世紀，更小的輔幣出現，雅典的錢幣有小至1/16奧波爾者（重為0.044克）。如果當時雅典一個成年男性一天的生活費2奧波爾是正確的估計，那么最小的輔幣只有一天生活費的1/32，顯然足以滿足任何小額交易的需要。

與錢幣用途緊密相關的是，希臘人緣何發明或者愿意接受金屬錢幣？據希羅多德記載，西方世界第一個鑄造金屬貨幣和經營零售商業的是呂底亞人。他們的做法啟發了希臘人，公元前6世紀中期，小亞細亞的希臘人首先鑄造銀幣，后迅速擴展到希臘大陸以及希臘其他城邦。古典時代希臘世界最有影響的是雅典的錢幣。公元前5世紀，雅典的梟幣（因錢幣上刻有雅典娜的象征貓頭鷹得名）成為希臘世界的通用貨幣。最早使用錢幣的城邦在人們的印象中多工商業發達，加上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關于貿易促使貨幣產生的權威論斷，使得近代的學者們一度普遍認為，貿易的需要促使了貨幣的產生。

作為結算和交易媒介，有官方權威保證質量且標準統一的貨幣，確實有利于貿易。但希臘錢幣學的研究似乎不支持這個理論：希臘大陸上發行錢幣較早且數量較多的地區，例如色雷斯和馬其頓，貿易并不是很發達。同時，希臘城邦1000多個，大多數都發行自己的錢幣，且錢幣單位和成色還不一致，多樣和雜亂的錢幣毋寧是對貿易的阻礙；古代西亞和埃及長期以來從事貿易，但當希臘人的錢幣已在地中海地區廣泛流通時，西亞和埃及人仍拒絕使用金屬貨幣。所以，僅用商業貿易來解釋希臘城邦樂于使用錢幣，難以完全讓人信服。學者們提出的其他理論，如支付雇傭兵費用、突出城邦的認同等，或許能夠解釋某個或者某些城邦最初發行錢幣的理由，卻不能說明希臘人緣何在錢幣被發明后不到50年的時間里，迅速接受金屬錢幣，并且在生活中廣泛使用的事實。

法國學者布里松從希臘城邦公民平等的原則出發，認為除希臘本身富有銀礦資源和打制錢幣的技術外，使用錢幣作為交換，體現了公民權利平等的原則：錢幣既不會考慮使用者的出身，也不會帶上使用者貧富的標記，所有使用錢幣的人，在錢幣的價值面前都是平等的。這種理論強調了城邦政治和社會結構與錢幣之間的聯系，頗有啟發，但許多實行寡頭政治的城邦也使用錢幣，寡頭制強調人類天生不平等，還有些城邦則使用他國的貨幣。

更重要的是，從世界范圍看，古代印度和中國同樣使用錢幣，而且相當廣泛，但它們的政治體制明顯不同于希臘城邦。因此，對希臘人廣泛使用錢幣，我們確實要充分考慮政治因素——所有錢幣都是希臘城邦當局發行，而且由城邦保證成色，體現了城邦的權威，也要顧及不同城邦發行錢幣動機的復雜性：希臘城邦1000多個，每個城邦在發行錢幣時都有自己特殊的理由。但我們還應注意希羅多德、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人的論斷，從經濟角度去探討希臘錢幣的起源和作用：城邦發明和接受錢幣的前提，已經預示了貿易的存在，甚至色雷斯與馬其頓也不能自外于貿易交換。它們之所以生產和出口銀幣，是因為希臘世界有這類需求，其他城邦也必須用適當的貨物換得金銀錢幣。埃吉納和雅典發行錢幣時，那里的貿易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將政治、經濟和文化多種因素綜合考慮，兼顧各個城邦具體的背景，也許是解釋希臘城邦錢幣流行更可行的路徑。

（作者：晏紹祥，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