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下中國外交價值觀的思想歷史淵源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思想。在這種新型全球價值觀念中，中華傳統文化內涵中所具有的和平發展、互利共贏、互學互鑒、開放包容、共同繁榮等理念都化作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新型全球價值觀的重要理論依據。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中華傳統歷史思想在新時代外交領域的生動寫照。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新型全球價值觀，有著深刻的傳統思想歷史淵源。

開放與包容：大道之行，協和萬邦

早在兩千多年以前，開放包容、和平發展等觀念就灌注于中國傳統為政思想當中。《尚書》作為一部記載“虞、夏、殷、周”上古帝王言行的典籍，被中國歷代統治者視為君從政的教材。《尚書·堯典》中記載：“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為我們描繪了一個世道安寧，親族之間和睦，并且推而廣之以致萬邦相協和的太平景象。中國傳統歷代思想家都對這種開放包容下的太平世界孜孜以求。

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早期儒家的各種典籍中便有大量對于這一理想世界的描繪，《禮記·禮運》記載孔子所言：“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與《堯典》所言的萬邦互親互睦、昭明協和的理想藍圖頗有相似之處。對待其他各邦，應如《論語·季氏》中所言：“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可見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代表人物之一的孔子，早在春秋末年便大力提倡以和平發展的方法，用開放包容的心態來實現大同理想。對所謂大同理想的具體描繪，則見于《禮記·禮運》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可見中國古代早期儒家思想中，對這種大同社會不僅有宏觀的理想，還有具體的藍圖。

和平與慎戰：強不執弱，眾不欺寡

相互關愛、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的世界藍圖，絕不是靠窮兵黷武實現的。相反，面對戰爭時中國古代不同派別的思想家都對和平有著不遺余力的呼吁。中國古代思想家幾乎均主張最大限度地避免使用戰爭手段解決內政和外交問題。如孟子所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可見在儒家的觀念中，以“德行”統御萬邦才是最為人所信服的。“慎戰”這一主張也是中國傳統思想的共識。《墨子·兼愛》篇曰：“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墨子鮮明提出了不恃強凌弱、不以眾欺寡的兼愛價值觀。就連教導人們如何用兵打仗的兵家也堅決主張慎戰，反對輕易發動戰爭。《孫子兵法》中記載：“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可見發動戰爭在兵家看來是多么慎重的事，能不用戰爭手段解決棘手問題才是上策。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慎戰”并非是一味地忍讓。以儒家思想為例，雖然《論語·述而》中記載“子之所慎：齋、戰、疾”，但面對恃強凌弱的霸權政治并不總是一味地妥協退讓的。《論語·憲問》中記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這種“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的處理人際關系方法，應用到處理國際關系的領域，則是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最好的注腳。

互鑒與發展：和而不同，安不忘危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平并非唯一要義，就發展層面而言，平等協作、相互包容、共同繁榮，實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新型外交觀念的主旋律。《論語·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傳統儒家很早便認識到了相互學習與借鑒的重要性。這種學習是全面和多方位的，絕非局限于一時一地。《論語·子張》：“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便強調了多方面學習的重要性。這種互鑒與包容形成的并非單一的文化內質，而是一種多元共生的文化特征。《論語·子路》中記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見“和”比“同”更為重要。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新型外交觀，其宗旨之一便是實現整個世界的共同繁榮。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很早便提到了繁榮對社會與人民的重要性。《管子·牧民》篇中明確提出了“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重要觀念，可見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對于社會繁榮予以了極高的重視。在創造繁榮的過程中，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構建一個美麗清潔的世界，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下全球觀念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呂氏春秋》曰：“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對自然的利用，不可違背自然的規律、肆無忌憚地索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型外交觀，旨在全人類攜起手來，共同應對未來人類發展過程中所要面對的諸多挑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很早便有了居安思危的意識，《周易·系辭下》：“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可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很早便有了對于即將可能到來的危機和挑戰的清醒認識。

綜上所述，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新型全球價值觀，發源于廣博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思想精髓則是這一思想的寶貴精神來源和重要的理論基礎。中國傳統文化為我國堅持和平發展、互利共贏、開放包容的外交理念提供了充分的思想依據。正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為新型外交觀，甚至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提供了豐富的內涵，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

作為“四個自信”之一，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奠定堅實的思想與文化的根基。因此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面對豐富而廣博的中國優秀傳統思想文化，我們一方面應該認真學習傳統文化經典，深入領悟和挖掘傳統思想中有價值的觀念。另一方面應該仔細和深入地思考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在當今中國和世界發展的大趨勢下，如何與當代發展趨勢相銜接，以此來加強新型全球價值觀的理論建設，并有效地讓傳統思想文化為構建當代的精神文明與外交關系服務。這也符合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要求和內涵。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歷史學研究”（18ZDA17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