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十年關于明清經濟史的研究足以說明，商品經濟在晚明以降得到較快發展，市場逐漸成為其中的重要驅動。然而，對于這一經濟形態和制度的變化與以小農為主體的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及其對生產效率的作用等關鍵問題，學界仍缺乏足夠的共識。

　　除實證性的證據尚屬薄弱外，在方法論上，對于如何分析小生產者的行為也存在分歧，焦點之一就是“小農理性”與經濟學所持之“經濟理性”的對立。然而，當歷史學、社會學乃至各種當代研究提出此類異議時，經濟學者通常認為它們和理性假設無關。為什么會出現這種難以對話的分歧？茲就“小農理性”的學術史略作梳理，以期增進相關討論，或助于對傳統經濟模式的理解。

　　“小農理性”的提出及其理論影響

　　“小農理性”源自20世紀20年代恰亞諾夫（Chayanov）對俄國農民經濟的研究。在分析方法上，恰亞諾夫最重要的洞見是，農民乃生產者、消費者合一，且采取家庭勞動的經濟組織。這使家庭農場有別于用資本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按當時的術語）企業，而后者正是當時的經濟學分析里對生產者的標準處理。既然如此，農民追求的也就不是企業利潤的最大化，而是根據其主觀評價來進行勞動決策。同時，恰亞諾夫繼承了源自奧地利學派的邊際分析，由此得到勞動決策的最優條件，即邊際上增加一單位收入所付出的勞動辛苦程度與該單位收入帶來的家庭滿足程度在主觀評價上相等。可見，恰亞諾夫的經濟學貢獻是顯然的：建立了一個不由要素市場配置勞動的模型。由于市場配置和自給自足配置在理想情況下的等價性，該模型可以用來簡化對市場配置的理論分析；至于“理性”層面的貢獻，則是把勞動（反過來即閑暇）及生存需要放入生產者的效用函數。

　　然而，恰亞諾夫的貢獻為主流經濟學接納的過程并不順利。雖然他的著作在當時就傳入了德、日等國，但直至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經濟學者將其模型數理化，并通過英文發表，才引起西方經濟學界的注意。到了80年代，美國農業經濟學的主流已經接受恰亞諾夫的理論。例如，辛格（Singh）等人編著的《農業家庭模型》（Agricultural Household Models）一書就有專門的章節予以介紹。這意味著自恰亞諾夫的研究誕生起，其間有數十年，主流經濟學的農家模型與恰亞諾夫是分道揚鑣的。其中，舒爾茨（Schultz）《改造傳統農業》這一初版于20世紀60年代、影響深遠的著作就未受恰亞諾夫的影響，至少該書評價農家要素配置效率時所用的方法仍然暗含了雇傭勞動和利潤最大化的廠商假設。此外，美國經濟學界自有研究家庭經濟的傳統。自里德（Reid）于1934年出版《家庭生產經濟學》（Economics of Household Production）至貝克爾（Becker）對家庭決策的廣泛研究，生產者、消費者合一及引入勞動時間的思路在主流經濟學里已不罕見。或許也正因此，農業經濟學以外的主流經濟學對恰亞諾夫并不熟悉，他的貢獻在一般的經濟學教科書里罕有提及。

　　無論如何，恰亞諾夫率先應用更加現代的經濟學方法分析農家決策。所謂的“小農理性”與“經濟理性”間的對立，毋寧說是前者的超前所致。考慮到現代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理性”無非是對偏好以及效用函數的一般性設定，建立在恰亞諾夫理論上的“小農理性”，不但滿足了“經濟理性”，而且比利潤最大化這一假定更接近“經濟理性”的本質。

　　“小農理性”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

　　恰亞諾夫的農家效用納入了生存或糊口因素，由此提出了“自我剝削”等富有吸引力的概念，因此在經濟學以外的社會科學領域產生了更為廣泛的影響。1976年，斯科特（Scott）結合恰亞諾夫的理論，在其所著的《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中提出了以規避生存風險為基礎的道義經濟。隨后，經由黃宗智的兩部重要著作——《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和《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恰亞諾夫與斯科特的理論進入我國學界。在黃宗智的“過密化/內卷化”理論里，明清以降的商品經濟發展是小農在“人口壓力”下的“自我剝削”，體現為商品化的手工業始終與勞動報酬較低的家庭副業相結合，而未能發生經濟結構的演變。

　　隨著“過密化”理論的傳播，“小農理性”的概念也廣為使用。在理論闡述上，斯科特謹慎地提到“自我剝削”已能由當時的標準微觀經濟理論來解釋，黃宗智強調了恰亞諾夫與舒爾茨在理論上的對立，并用“小農理性”批判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經營假設。由此，利潤最大化成為與“小農理性”對立的“經濟理性”，傳統的經濟學方法看似不適用于小農行為的分析。同時，由于恰亞諾夫的貢獻沒有被主流經濟學界重視，我國的經濟學者并未對“小農理性”進行嚴肅的學術分析。

　　“小農理性”有助揭示傳統經濟模式

　　如果說“小農理性”其實是“經濟理性”在小農上的具體體現，那么，用更一般的農家經濟分析代替“小農理性”是否有實質性的意義？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小農理性”嚴格來說不能推出家庭勞動以及自給自足。如前所述，它們實屬不同方面的假設。換言之，“小農理性”本身亦不能準確概括“小農經濟”的實質屬性。相反，標準的經濟分析能將恰亞諾夫所表述的勞動的邊際效應進行分解，有助于澄清各種假設的確切含義。例如，易被視為小農經濟特有屬性的“自我剝削”，對雇傭勞動未必就不成立：當勞動通過競爭性市場進行配置時，工資的替代效應、收入效應等共同作用也能產生異曲同工的“向后彎曲”的勞動力供給曲線。這樣的話，即使觀察到“自我剝削”，也難以由此推出傳統經濟中勞動力市場的缺失，更不能推出小農不會對市場做出反應。

　　其次，通過更一般的經濟分析就會發現，“小農理性”和利潤最大化之間也不是絕對對立的。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關于雙軌制下糧價與糧食生產關系的討論里，有西方經濟學背景的學者提出，即使市場出售的余糧比例低于征購，市場價格仍是真正影響糧食生產的邊際價格。這在解釋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不過，隨后的研究表明，如果農民的效用函數是風險規避的，而非風險中性的（退化為利潤最大化），并非邊際價格的征購價也可能對產量起作用。也即，利潤最大化反映的是均值或一階矩上的效應，風險規避型效用函數則引入了二階矩上的效應，它們是綜合在一起發揮作用的。顯然，“小農理性”強調的風險因素和利潤最大化強調的逐利性可以在經濟分析中疊加在一起，并獲得更大的解釋力。在理解傳統經濟模式時，這一點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既可以看到農民對相對價格變化的靈活反應，也可以發現宗族、會社等保護性的中間組織在商品化的過程中不僅未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強。

　　可見，“小農理性”本身有其學術價值，嚴格的經濟分析使其價值得到更好的發揮，兩者之間并無實質對立。同時，“小農理性”是一個在復雜的學說史中形成的概念，厘清它的含義，有助于我們分清具體哪些對小農效用、技術、制度的設定帶來了現有的解釋，從而通過有限的經驗觀測更有效地理解傳統經濟模式。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