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孫杰,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博導,中宣部和中組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工程理論屆人選,“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中國社會科學院長城學者,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主要從事貨幣經濟學、國際金融、公司融資和美國經濟研究。出版專著4本,教材2部,發表學術論文十余篇。
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中國的世界經濟學研究經歷了巨大發展,相關學科的分類和建設越來越清晰和完善,并始終圍繞為中國經濟建設、改革和開放服務的總目標,問題導向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國際化、規范化和本土化也逐漸成為學術研究的鮮明特點。中國的世界經濟學研究不是為了學術而學術,而是在服務于改革開放的前提下不斷發展和完善自己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注重國際論文發表,講好中國故事,正在成為當代中國世界經濟學研究的新趨勢。伴隨中國改革開放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中國的世界經濟學研究在各個時期都有鮮明的熱點、主題和特點,研究所涉及的學科也因此在不同時期有所側重。為了尊重歷史,本文將以各時期研究主題的順序為依據,輔以相關學科的發展脈絡進行回顧。
一、新中國成立后世界經濟研究的演變
從新中國成立70年中國世界經濟研究的整體情況看,改革開放40年的研究主題、學術水平和成果數量都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和提升。毫無疑問,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學者對世界經濟學研究的探索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新中國成立以后,黨中央和國務院高度重視國際問題研究工作,中央的一些部委先后成立了研究機構,在部分重點高校也先后設立了研究機構。不少院校不僅正式招收世界經濟專業方向的碩士研究生,而且各高校之間還形成了長期性的分工布局,奠定了國內世界經濟研究的基礎。1964年5月19日,中國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正式成立。
那時的世界經濟研究隨著國際形勢變化也呈現出一些變化。例如中蘇關系破裂以后,對蘇聯建設經驗的介紹變成對蘇修的批判,對西方發達國家的研究則主要以經濟危機為研究視角展開,同時注重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趨勢的認識和對世界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的判斷。這個時期的研究,不僅包涵了國別和地區研究,也涉及到專題的研究,比如跨國公司等。對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研究以批判和揭示其危機爆發的必然性為主,對世界經濟的機制性、規律性研究形成了一些比較深刻的分析和論述,對今天的現實問題研判仍有指導意義。另外,作為研究的基礎和起步階段的特征,國內世界經濟學者翻譯出版了大量譯著,這些譯著在改革開放以后重新再版發行,成為踐行開放、推動世界經濟研究的最初動力。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給世界經濟學科的研究帶來嚴重沖擊,高校停止招生,科研人員下放鍛煉,研究成果出現斷層。直到改革開放后,世界經濟學科的研究才再次釋放出巨大活力。
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世界經濟學的發展
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對世界經濟學的研究就已經開始了最初的探索。1978年后,為了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世界經濟研究工作越來越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而真理標準的討論則進一步解放思想,加速了學科建設,致力于世界經濟研究的機構和隊伍也得到了充實。大批學者撰寫論文,就世界經濟與世界經濟學的概念、范疇、對象、體系和方法,以及世界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規律等問題進行討論,形成既嚴謹又熱烈的學術氛圍,涌現出一大批老中青學者。90年代以后,伴隨中國不斷融入世界經濟以及世界各國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博弈的現實,世界經濟學科的發展也面臨新的挑戰。必須指出的是,中國研究世界經濟學的學者都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指導世界經濟學研究,世界經濟學在中國也可被稱為馬克思主義世界經濟學。
世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體系是中國學者在世界經濟學創立初期的重點話題,構成該階段世界經濟學研究的基本特點。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出發,結合世界經濟形勢和國際政治生態的變化,中國的世界經濟學經歷了從無到有并逐漸中國化的發展階段,展現了我國學術界對該學科認識逐漸深化的過程。世界經濟有其特殊的矛盾和運動規律,但它與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以及國際貿易、國際分工和國際經濟合作等方面的規律究竟有哪些不同?隨著研究的深入,世界經濟學逐漸從探討研究對象和范圍轉到挖掘學科核心概念和基本規律上來。無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還是社會主義世界經濟體系,都包含在整個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世界經濟學的體系化研究反映了我國世界經濟學從局部到系統的研究不斷深入,構建了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基礎。
三、對轉軌經濟學和經濟發展道路的研究
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起,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征程。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的指導下,對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也進入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大發展時期。世界經濟研究為改革開放服務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在介紹蘇聯東歐改革經驗,為投資和貿易開放服務的同時,也要總結和研究發展中國家不同經濟發展道路的經驗和教訓。這就構成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世界經濟工作者研究的三大課題。
轉型經濟學是以中國、蘇聯解體后原加盟共和國、中東歐等國家的經濟轉型實踐為研究對象的一個研究領域。蘇東劇變后,中國對轉軌經濟學的研究也從借鑒轉到總結經驗和教訓上來。事實上,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實踐先于蘇聯。1978年,中國率先啟動改革開放。在此背景下,我國學者們較早地對蘇聯模式及其經濟體制進行了學術批判,其視角是從中國經濟改革看蘇聯經濟改革及其經濟模式的弊端。轉型經濟學研究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轉軌與轉型問題,包括過渡與轉軌的方式、路徑、績效、模式與發展前景等。對經濟轉型的比較研究更注重兩種模式的經濟實績,即經濟增長水平的比較。中國經濟轉型的成功與俄羅斯“休克療法”式激進轉型的失敗,都是相對于經濟增長這一指標而言。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加離不開對外開放。發展市場經濟必然要打破舊體制的封閉性,這是由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所決定的。中國對外貿易應從國家統制下的保護貿易轉向對外開放型的貿易。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外經貿體制的改革方向是解決外貿高度集中的經營管理制,調動多方面的積極性。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改革高度集中的外貿經營體制,增加對外貿易口岸,逐步下放外貿經營權;改革外貿計劃管理體制,實行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與生產調節相結合;改善對外貿的行政管理,重新恢復進出口許可證制度,建立外貿經營權的審批制度。
初級產品出口戰略是工業化國家經濟發展初期所采用的對外貿易發展戰略。有學者認為,出口導向戰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進口替代戰略的不利因素,然而該戰略發展起來的產業大多為加工制造業, 長期實行該戰略不利于本國產業結構合理化, 甚至使本國淪為發達國家的經濟“附庸”, 導致國家經濟獨立性的喪失。因此,傳統的對外貿易發展戰略不適合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
在我國貿易發展戰略的選擇問題上, 學者們曾提出“綜合論”“折衷論” 及“并行論”等觀點,即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動態有機結合的模式。在這種貿易戰略的影響下, 我國國民經濟得到快速增長。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取對外貿易發展的動態利益,有學者認為,中國應根據實際,選擇以貿易商品國際競爭力為導向的國際競爭力導向戰略,促進貿易本身的發展和貿易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20世紀末,有學者提出了“大經貿戰略”的思路,其核心內容是實行以進出口貿易為基礎,國民經濟各部門密切合作, 共同參與, 從而形成中國大經貿的新格局,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
“入世”后,中國在分享多邊貿易體制權利的同時,也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在WTO規則下中國選擇和制定何種貿易發展戰略就顯得尤為必要!叭胧馈背跗,我國以大力引進外資和推動出口為核心的外向型發展戰略遇到很多問題,如:外資比例太大、加工貿易份額占比過高、出口增加值太低等。這種狀況造成我國與其他貿易伙伴國越來越多的貿易爭端。在進口方面,進口產品集中化的趨勢也在不斷加強。在以前的“安全發展”進口戰略基礎上,中國應努力發展“更自由的大進口戰略”,促使我國進口由生產主導型向更加中性的自由貿易型,甚至消費主導型轉變。世界金融危機后,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的首要任務是提升外貿增長的質量和效益,逐步實現我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除繼續實施“科技興貿”“出口市場多元化”和“以質取勝”等既有外貿戰略外,要大力實施“價值鏈提升”“富民興貿”“綠色貿易”和“和諧貿易”四大新戰略。
經濟增長模式的優劣最終體現在對經濟增長促進的實際效果上。因此,很多研究從政府作用、產業升級、勞動力市場、教育和人力資本以及外向型經濟發展等不同的角度對比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差異。
四、對匯率、外資和企業走出去的研究
1978年以后的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的高增長,而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是推動這一進程的兩股基本力量。隨著中國越來越深入地融入世界經濟,引進外資和擴大外貿,都使得人民幣匯率問題越來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視。
隨著中國對外經濟關系的快速發展,人民幣匯率作為調節中國內外經濟關系的基本價格變量,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發揮愈發突出的作用,自然也成為國內外政策人士與經濟學者眾多討論的主題。這些討論牽涉面之廣、爭議之大、對政策影響之深,堪稱近年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辯論之一。從對匯率制度的討論,到從不同認識角度提出人民幣理論匯率的計算框架,以及對開放條件下人民幣實際匯率走勢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和推測,總的共識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應該逐漸趨于較有彈性,以適應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的需要。1994年匯率改革以后,對匯率問題的研究又集中在新體制下的匯率目標水平與政策選擇、根據購買力平價估計人民幣購買力、人民幣均衡匯率及其決定因素、匯率傳遞效應和匯率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等問題。
隨著中國大量引進外資,對于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FDI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FDI與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系和FDI與勞動力就業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也越來越深入。這些研究既承認外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也提出了適用的條件和范圍。
從引進外資到經濟發展,再到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個合乎邏輯且符合歷史規律的一個過程;中國也不例外。因此,中國的世界經濟和國際經濟學研究重點也在問題導向的牽引下不斷調整自己的方向和重點。這些研究涉及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理論介紹以及我國企業“走出去”的必要性、可行性討論,以及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產業和區位選擇問題和ODI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和績效問題。
五、對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
世紀之交前后,中國在對外開放過程中碰到一些新的問題。這反映了在中國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后,國際環境對中國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因此學界的討論也越來越熱烈。
首先是中國經濟對外開放在客觀上要求中國參加國際經濟組織。中國“復關”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不但對健全世界多邊貿易體制有利,也是自身改革、開放和發展的需要。按照時間順序來看,這些研究包括對中國“復關”“入世”的利弊分析、“復關”“入世”對中國產業的沖擊以及“入世”后中國經濟全球化等問題。
其次是中國對外貿易的結構轉型問題。根據出口產品多樣化的特征,可以判斷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要經歷兩個階段:一是工業化及貿易的擴張階段,二是產業升級和國際化轉移階段。“入世”后,由于全球經濟進入一個結構性的調整期,中國對外貿易也面臨著結構調整。除了強調需求管理以外,進口貿易結構調整也是一種重要的管理手段。在生產貿易模式方面,中國參與全球貿易的垂直專業化程度不斷加深。垂直專業化比率恰能較準確地衡量中國出口中所包含的進口中間品的份額,顯示我國與貿易伙伴國之間的垂直化程度,反映出中國與貿易伙伴國的供應鏈效應。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對我國貿易發展造成較大沖擊,很多學者認為中國應從自身經驗出發,轉變外貿的國民收益方式、格局和競爭方式,并借此進行轉型和升級。要著重在“轉變方式、調整結構、完善制度”幾個方面努力,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均衡、可持續發展。
最后是外貿轉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加入世貿組織后,大量國內學者運用國際貿易前沿理論和方法來探討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重要現實問題,包括出口增長及其對經濟的增長效應、貿易開放對其他宏微觀經濟變量的影響以及對外貿易對就業市場及勞動力收入的影響等。
另外,隨著中國經濟不斷融入世界經濟,中國學者們對世界金融危機的產生和發展格外關注,提出不少重要的看法和解釋,留下許多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參考價值的研究文獻。特別是應用現代經濟理論和實證研究范式對亞洲金融危機的研究以及對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全面討論。
隨著中國經濟的全球化,基于世界各地不同程度的區域貨幣合作的實踐,國內針對區域貨幣合作的研究也日益豐富,主要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進行。早期我國學者對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該理論的述評及最新研究進展的介紹,最優貨幣區理論的內生性問題、貨幣一體化所形成的國際風險分擔機制也部分得到探討。中國學界對東亞貨幣合作的研究始于東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學者認為東亞地區應通過加強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區域貨幣基金以及建立區域聯動匯率安排等東亞區域貨幣合作方式。
六、展望未來,和平崛起的新課題與新挑戰將成為中國世界經濟學研究的重點
首先是全球經濟治理問題。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占比得到明顯提升。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不可避免地開始走向國際舞臺中央,在全球治理中發揮作用。全球經濟治理作為一個重要的獨立研究主題被提出,是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深入而出現的。它與國際經濟秩序的改革進程密切相關,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的興起與金磚國家、G20等全球經濟治理的變遷、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改革與平臺建設、全球經濟治理機構改革,以及在特朗普執政以來強調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情況下如何維護全球開放的多邊貿易體制,都正在成為新的研究重點。
其次是人民幣國際化問題。經過近30年的探索和發展,人民幣國際化的相關研究已基本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體系,雖然學者們的關注點存在一定差異,但總體上都圍繞人民幣國際化的條件、成本與收益分析以及人民幣國際化路徑選擇這三個方面展開研究。
最后是中國經濟發展與中國模式研究。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中國經濟發展道路也開始受到世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從北京共識到中國道路,再到中國模式的發展,就充分體現了這種認識不斷加深的過程。中國學者們論證的主要觀點是:“中國模式”是從中國改革開放經驗總結出的社會發展模式、“中國模式”是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產物、“中國模式”具有自身的制度內生性。中國模式的最大意義在于中國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為發展中大國提供了成功崛起道路。中國道路為發展中大國提供了適宜治理方式,為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了鮮活實踐經驗。它對于發展中大國的經濟發展和轉型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
可以預見,隨著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越來越重要,中國的世界經濟學研究也將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
專家推薦意見:本文的最大特色是系統全面地分析了中國世界經濟學研究在過去70年(主要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進展。重點分析了轉軌經濟學、匯率與國際投資、中國與全球的關系、中國和平崛起的新課題與新挑戰等方面。論述高屋建瓴、言簡意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