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藝術·人文：走向“三位一體”的國際關系學研究

今年是國際關系學科誕生百年。一百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英國威爾士大學出現了第一個國際關系學意義上的講席，從此開啟了學科的百年征程。然而，相比于文、史、哲、法律、經濟等學科，國際關系學仍是學術大家庭中的年輕人，我國的國際關系研究尚處于學習、探索的階段。值此百年之際，反思當前我國國際關系研究的不足，從科學、藝術與人文的維度展望未來國際關系研究的發展線索，將有助于增進學科交流，推動學科發展。

科學的國際關系學研究

科學的國際關系學是國際關系研究的支柱，支撐著學科的前進，推動著國際關系研究不斷朝向規范化和專業化方向發展。作為科學的國際關系學研究，是指用現代科學的學科方法、理論工具和評價標準進行研究。它要求得出確定的規律性結論，并且研究過程經得起重復檢驗，因此這種研究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意義上具有濃厚的科學研究色彩。回顧學科發展歷史，以20世紀60年代歷史主義與科學主義之間的“第二次大辯論”為標志，國際關系研究的科學方法逐步取代古典的歷史人文研究方法，成為學科發展的主流。具體表現為此后的學者使用科學方法對“國際關系規律”展開探索與爭鳴。盡管這些研究關注的問題層次、議題焦點與工具方法不盡相同，但它們都對探索國際互動中的規律有著強烈的學術沖動，并且在研究方法上呈現出向自然科學靠攏的趨勢。正是得益于國際關系研究與科學研究的對話，當代國際關系學才得以與時俱進、不斷發展。

當前我國國際關系研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過于對策化、機械化和技術化。首先，研究議題的局限性較大，雖多數聚焦與中國有關的熱點問題，但對世界其他地區問題的關切不夠。盡管國際關系的研究議題愈發多元化，但研究者對政策性問題更為青睞，研究的深度和廣度被不斷壓縮。其次，機械化和碎片化研究較多，低水平重復現象嚴重，學科發展缺少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的進步。國際關系學的發展更應著眼于知識的增長，考察是否出現了新的研究范式或思想方法，是否開辟了新的研究空間或研究議題，某個次級學科的發展是否對其他次級學科起到了帶動作用等。最后，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人”顯得越來越模糊，成為“去人化”的技術生產。科學的國際關系學應該真正建立在對人的研究之上。

做好科學的國際關系研究要求我們緊跟科學發展前沿、不斷創新，明確知識的更迭方向，搭建知識對話的平臺。首先，科學的國際關系研究只有緊跟科學發展前沿，從最新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發展中汲取養料，才能充滿活力。其次，粗放的、數量帶動式的國際關系研究無法實現學科整體知識的增長，科學的國際關系研究應是知識引導型的。無論我們采取何種策略作為知識進步的方向，目標都在于避免碎片化、機械化和應激式的重復研究。最后，科學的國際關系研究要有知識對話和交流的平臺。不同的議題存在某種知識上的通約性，如彼此之間有共同的話語體系，不同的方法論之間可以產生火花，思想能夠交流延伸和互動，知識能夠互補。

藝術的國際關系學研究

作為藝術的國際關系學研究，是指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借鑒藝術領域的學科思維、工具方法與審美策略，最大限度地激活研究者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在增添研究趣味的同時，拓展研究視角，展現國際關系中更具色彩的一面。它是國際關系研究中創造力和想象力的源泉，也是研究中新動向、新方法和新增長點之所在。然而，在國際關系與藝術的跨學科研究中，對藝術和藝術性思維的關注仍然處于邊緣地位，究其原因有二。第一，藝術具有較強個體性和瞬時性特征，研究者很難對藝術的“文本”進行準確解碼，以滿足科學的研究需要。第二，國際關系研究者深感自己缺少有關藝術的專業技術知識。有鑒于此，增強藝術修養，學習相關知識，同時大膽涉足藝術議題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

藝術和國際關系不僅在研究議題上有著廣泛的交集，更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可供相互借鑒、相互補充的內容。當前，有三大議題占據了作為藝術的國際關系研究的中心。第一，藝術和國家想象、國家建構之間的關系。藝術和國家想象之間聯系緊密，它不僅是對不同時期社會意識形態與大眾心理的再現，還隱微地反映著特定社會語境下主流政治敘事和日常生活中政治實踐之間的張力。國家建構和主權確認，以及公眾對主權的想象都無法繞開藝術話題。第二，藝術作為透視政治關系的獨特視角。這類研究不再將藝術視為與政治無關的審美活動，轉而關注它們實際卷入的復雜國際關系，通過解讀藝術隱含的主權敘事，深刻反思全球化背景下不同人種、文化與文明遭遇的種種偏見，其中對博物館和國家間權力關系的探討便是一例。第三，失竊文物的跨國追索與藝術品的跨國保護。失竊文物的跨國追索不僅涵蓋國際合作、國際規范、跨國犯罪、去殖民化等國際關系議題，還牽涉到藝術史、考古學、文物保護、文化產業等相關學科，而藝術品的跨國保護問題更是從藝術角度直擊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主權問題。可見，藝術已經成為國際關系研究的一項“構成性制度”，連同它所指涉的藝術創作、藝術體驗和藝術表達一起成為形塑國際關系的重要力量。

用藝術思維審視國際關系現象，將為科學的國際關系研究注入更多想象力和創造力。近年來，國際關系研究興起了“美學轉向”之風，一方面批評了對藝術領域的忽視，另一方面則借用藝術與美學領域的認識論與方法論挑戰傳統的國際關系學科假設。從藝術的角度看，僅僅采用科學的方法，通過實證主義、經驗主義解讀國際關系并不能準確、全面地揭示國際互動的本來面目，因為這種認識框架將人的情感與沖動排除在外。只有輔之以感性的視角，透過藝術的、情緒性的表達凝視國際關系，才能夠更好地還原被科學方法所過濾掉的事實真相。在此基礎上，大致有三個方向可以作為藝術的國際關系學研究的切入點。第一，將藝術視為國際關系的構成性要素，關注情感與藝術共同建構的國家忠誠和國家邊界問題。第二，將藝術作為國際關系的研究客體，關注藝術品內涵的社會轉型和其中隱含的主權要求。具體而言，“藝術—認同—主權”“藝術—人權—正義”與“藝術—宗教—主權”問題可供探索。第三，將藝術視為自足的國際關系概念，關注“藝術的”研究視角，尤其是全球化浪潮中的“藝術主權”與“藝術反抗”。藝術就是藝術本身，它自己就是參與國際關系的實體，不需要依附任何現有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如果我們能夠接受這一點，國際關系研究的空間將被大大拓展。

人文的國際關系學研究

作為人文的國際關系學研究，是將人置于國際關系研究的核心地位。“關系”是國際關系學研究的落腳點，而人又是關系的核心，研究國際關系的本質是對“人”這個概念的深度考察和終極關懷。無論是科學的國際關系研究還是藝術的國際關系研究，它們的技術性和工具性色彩都更為突出，研究中的溫度、草根視角、對人性的關懷和對人性的比較難免不足。國際關系不是單純的物理關系，也不是可以完全模型化的數量關系，它是各種群體之間的關系。人文的國際關系研究強調我們在“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的時候，更要做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人的好惡和人性的特點去識別、比照、研究“最小的國際關系”，豐富對他者的關切，著眼于對其他民族、國際社會、群體境遇的體察，重拾國際關系研究中的“溫度”。

人文的國際關系研究旨在告訴我們什么是人，何以為人，什么是人的精神與價值。它不只關心和平與戰爭的原因，還思考如何減少因戰爭沖突而帶來的死傷；不只關心跨國公司、國際組織與主權國家之間的互動博弈，更思索如何在全球化進程中增進個體的生活質量；不只關心族群認同和邊界沖突，還討論如何減少社會成員的焦慮感與不安全感。僅用單一的國家尺度、戰爭尺度和外交尺度是無法充分理解國際關系的，過度機械化、政治化、國家主義化的研究路徑無疑會縮小我們的研究視野，使國際關系研究失去哲學意義上的崇高感。

科學的和藝術的國際關系研究最終都要落腳于人文的國際關系研究，要時刻秉持人文關懷，從更低但更堅實的角度開展研究。在人文的國際關系研究中，人居于中心位置，因而我們在關注宏大敘事的同時，不妨適當關注日常生活中的國際關系現象，回歸對人的體察。首先，這種日常生活研究關注尋常之中的不尋常，對日常事物進行批判與祛魅，剝去傳統國際關系研究設定的外衣，探索理解人、事、物的另一種可能，最終為被壓迫、被邊緣化的個體發聲。其次，通過考察觀念史、心態史、社會風俗史來研究國際關系，這種結合了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歷史學的研究思路有助于增加國際關系研究的厚度和深度。最后，人文的國際關系研究強調視角轉換，研究思路不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它能夠說明甚至預示某項政策施行的后果，是對理性選擇結果的最好注釋。

追求科學、藝術和人文“三位一體”的國際關系學研究是未來國際關系學的重要發展方向。盡管科學、藝術和人文在當前的國際關系學研究中隔閡重重，但我們可以積極尋求解決之道，使真、善、美三者能夠恰如其分地融合于研究之中，讓國際關系學兼具嚴謹與秩序、趣味與洞見、溫度與情懷。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