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筆者整理《清詩總集序跋匯編》中吳翌鳳輯《國朝詩》，聯系王國維的有關說法，對所涉錢謙益的化名問題及《國朝詩》的某些情況做了一個基本的梳理。謝維揚、房鑫亮兩位先生共同主編的二十卷（冊）本《王國維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2010年聯合版），其中《東山雜記》第五十一條末尾說：“吳枚庵《國朝詩選》以明末諸人別為二卷附錄，其第一人為彭撝，字謙之，常山人。初疑無此姓名，及讀其詩，皆牧齋作也。此雖緣當日有文字之禁，故出于此；然令牧齋身后，與‘羽素蘭’同科，亦謔而虐矣。”（第3冊第369~370頁）這段話連同其上文“馮已蒼《海虞妖亂志》”云云，曾經被作為王國維的“經典”散文一再選編流傳，而有關內容需要仔細考察。

吳翌鳳（枚庵其號）生活于清代乾隆、嘉慶年間。其所輯《國朝詩》刻本，書名頁題“國朝詩十卷、外編一卷、補六卷”（拙稿下文依次稱作正編、外編、補編），而不帶“選”字。全書卷首目錄、內部各編卷數之類，也都與書名頁完全一致。因此，《中國古籍總目：集部》（中華書局2012年版）總集類“斷代之屬”著錄本條為“國朝詩十卷、外編十卷、補六卷”（編號“集60344124”），其中外編的卷數首先便是錯誤的。

又《國朝詩》有牌記：“新陽趙氏刻，元和江標題。”但沒有交代刊刻的時間。《中國古籍總目》本條，同時著錄有“嘉慶間”“同治間”“光緒間”三種“新陽趙氏刻本”。但是，這里的“新陽趙氏”據各編最末一行所署“新陽趙元益校刻”可知即趙元益，而趙元益生卒年為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至光緒二十八年壬寅（1902）；同時，江標生卒年為咸豐十年庚申（1860）至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當光緒元年乙亥（1875）還只有十六歲。如此綜合來看，這個“新陽趙氏刻本”只能產生于“光緒間”。而《國朝詩》卷首吳翌鳳自序，據署款撰于“嘉慶元年丙辰（1796）春二月朔日”，不過其中還沒有提到補編；補編最末一行有“壬申六月二日寫完”一語，這個“壬申”應該是嘉慶十七年（1812）——這些很可能就是所謂“嘉慶間”的依據，然而卻沒有注意到當時趙元益尚未出生。又這個“壬申”，如果理解作后面的同治十一年（1872），那就有可能導致所謂“同治間”的錯誤；然而“同治間”江標至多也才十五歲，自然還沒有資格為《國朝詩》題簽。至于其他如“雅昌藝術品拍賣網”所列北京雍和嘉誠拍賣有限公司2014年秋季藝術品拍賣會拍品《國朝詩》稱作“清嘉慶元年（1796）新陽趙元益刊本”，則顯然是受了自序署款的誤導。

《國朝詩》外編，專門選收原先曾在明朝獲得科名或做官，后來又在清朝繼續參加科舉或做官的所謂“失節”詩人。其第一人確實為“彭撝”，小傳說：“字六吉，浙江常山人。”入選詩歌正如全書卷首目錄所注為“四十六首”，正文分屬三十三題。經逐題逐首核對（部分標題有節略或更改），這些詩歌也確實都是錢謙益（牧齋其號，又號蒙叟）的作品，不出其《牧齋初學集》《牧齋有學集》的范圍。這就可以斷定，這個“彭撝”正是錢謙益的化名。并且這個化名乃至表字、籍貫，樣樣都有意關合錢謙益。其姓“彭”，是傳說中的彭祖姓篯，相傳即為錢姓祖宗，而錢姓后裔或有自稱“篯后人”者。其名“撝”，有謙遜之意。表字“六吉”，或者“謙之”，不但與名相應，而且與錢謙益的表字“受之”也未嘗沒有聯系，例如經傳就有“惟吉之人，從而受之”之語。籍貫“常山”，則雖為浙江屬縣，卻與江蘇的“常熟”字頭相同，并且讀音接近，同時也還可以理解作“常熟虞山”的簡稱。總體來看，吳翌鳳為錢謙益編造“彭撝”其人，無疑是經過一系列思考的。

前引王國維該段文字，于《國朝詩》書名多一個“選”字。前述《中國古籍總目》著錄《國朝詩》刻本之前，正巧還有吳翌鳳所輯“國朝詩選十卷、外編一卷”和“國朝詩選五卷、附錄一卷”這樣兩種稿本（編號“集60344122”、“集60344123”），收藏單位分別為國家圖書館和浙江省嘉興市圖書館。并且《中國古籍總目》還同時著錄有吳翌鳳此前所輯“唐詩選六卷”和“宋金元詩選六卷”刻本各一種（編號“集60343507”、“集60342302”，后者歸在“通代之屬”），書名恰恰也都帶有“選”字。由此看來，《國朝詩》的書名，很可能是因為刻于吳翌鳳身后，所以“選”字被刪去了。而王國維所見“以明末諸人別為二卷附錄”者，雖然從卷數來看與目前所知各種都不吻合，但也不能排除是當時所傳另一種稿本或者某一種鈔本的可能。其稱“彭撝”字“謙之”，原因大概也在于所據版本的不同。當然，某些異同屬于王國維記憶錯誤，這樣的可能性也未嘗不存在。

《東山雜記》據《王國維全集》整理說明，起初于“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至一九一四年五月五日斷斷續續連載于日人主辦之《盛京時報》”，共“七十八條”（第3冊第318頁）。與之約略同時而稍早，上海“中華圖書館”在“民國二年（1913）拾月二十日”就已經排印出版的孫靜庵《棲霞閣野乘》，卷十開頭也有“吳枚庵所選國朝人詩”條：“吳枚庵翼（翌）鳳所選國朝人詩，近時始有刻本，門戶較沈選稍宏大，有正集、外集。蒙叟、梅村諸家，皆入外集。蒙叟之姓名，則易為‘彭撝’，字曰‘六吉’，謂為‘浙江常山人’。屈翁山姓名則易為‘翁紹隆’，字曰‘騷余’，謂為‘廣西臨桂人’。想見當時法網之密。然雖易姓更名，而詩仍多膾炙人口之作。姓名既異，遂無人過問者，斯所以為中國之法禁歟？”（下冊第93頁）這里所謂的“正集”“外集”，應該就是指《國朝詩》的正編、外編，補編因無必要所以沒有提及。其所據版本，顯然正是“刻本”。而在錢謙益之外，孫靜庵還同時提到另外一位同樣被“易姓更名”的遺民詩人屈大均（翁山其號，初名紹隆，一字騷余，廣東番禺人），為《國朝詩》正編卷四第一人，據全書卷首目錄所注選詩“四十三首”，又補編卷二增選“六首”。這為我們考察吳翌鳳的做法，提供了一個重要參考。

乾隆中期，沈德潛等人所輯《國朝詩別裁集》，原本以錢謙益冠首。但進呈御覽，乾隆皇帝對錢謙益在政治上翻來覆去極其反感，下令予以刪去，并由此引發大規模的禁書運動，連帶屈大均等許多人的著作都在被禁之列。吳翌鳳將錢謙益及屈大均“易姓更名”，客觀上的原因就在這里。但是，《東山雜記》該條以為吳翌鳳此舉使錢謙益在“身后”與“馮已蒼《海虞妖亂志》”（書名“海虞”或作“虞山”，均系常熟別稱）所寫名節有虧的明末女詩人翁孺安被人改名“羽素蘭”“同科”，“謔而虐”，這樣的認識卻未免過于尖刻，似乎吳翌鳳好心還做了壞事。據《國朝詩》卷首目錄所注，全書入選詩歌總數達到四十首以上的詩人只有三個，在錢謙益、屈大均之外為外編第三人吳偉業（梅村其號），以“五十一首”居首。吳翌鳳另外還曾為吳偉業的整個詩集作箋注，其對吳偉業即使有偏愛也完全可以理解；而對錢謙益及屈大均，吳翌鳳更明顯是看好其詩歌成就特別是詩壇地位，所以想方設法，“易姓更名”，冒著犯禁的危險，為他們在《國朝詩》中留下身影，安排位置。尤其是錢謙益，正如《國朝詩別裁集》原本所示，不但在常熟本地開創了“虞山詩派”，而且在整個清代詩歌史上也享有開山祖師的地位。吳翌鳳將其定為外編第一人，并且在前及自序中還特別拈出“常山、婁東”二人（婁東系吳偉業家鄉江蘇太倉的別稱，即借指吳偉業）作為清代大詩人的代表，這都反映出吳翌鳳對錢謙益的高度重視。而在吳偉業、屈大均、錢謙益這三個入選詩歌最多的詩人中，除了吳偉業無此必要之外，恰恰有兩個人同時被“易姓更名”，這就說明與“羽素蘭”完全是兩碼事。吳翌鳳此舉所產生的客觀效果，正常都應該是正面的。

不過，按照我們今天的規范，吳翌鳳此舉倒涉嫌“學術造假”。好在錢謙益與吳偉業同在“江左三大家”之列，屈大均則為“嶺南三大家”之一，名氣本來就很大；《國朝詩》入選錢謙益、屈大均兩人詩歌數量又多，其中不乏膾炙人口、向來為人傳誦的名篇，所以盡管作者被“易姓更名”，讀者還是比較容易看出來的。不然如果信以為真，將“彭撝”、“翁紹隆”當作另外真實的詩人，那么日后在編纂《全清詩》之類的時候，就有可能出現意想不到的錯誤，除非在作者之外再進行作品查重。

今人所編《王國維經典文存·東山雜記（節錄）·錢牧齋》（上海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294頁）、《王國維散文·讀書小言·錢牧齋》（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頁），實際上就是《東山雜記》該條“馮已蒼《海虞妖亂志》”以下文字；但其他毋論，兩處“彭撝”都被誤作“彭捃”。這樣一來，清代詩人又要冒出新的一家了。而前引《王國維全集》不誤，從這一點上也可以見出其整理的質量之高。

（作者：朱則杰，系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